北大学者:临汾当地人往年可能只是对酸雾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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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下的临汾市街头，人们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当地政府穷尽办法，二氧化硫依然超标。实际上，中国还有一些城市如临汾一样，存在“酸雾”危机。（东方IC/图）

临汾“酸雾”事件已发酵近半个月，但1月17日，临汾SO2日均值仍超标两倍多，部分站点小时均值再出现破千。

二氧化硫是中国空气污染防治史上最熟悉的敌人。时至今日，2016年空气SO2年均浓度超标的仍有10个城市，其中9个在山西。2015年以来，全国日均值超标1倍的记录至少有112条，集中在北方的重工业城市和产煤区。

大气中的SO2与PM2.5会有交互作用，可能增加PM2.5对人体的危害。

2017年1月17日，临汾人侯德（化名）家中最后500斤烟煤被村干部收走了。早两天就听到了风声，赶在最后关头，他找人在家里接上了暖气，不然真不知道剩余的冬天怎么过。

2016年入冬以来，“酸雾”笼罩着临汾。最严重的时候，侯德呼吸的空气中，每1立方米含有1303微克SO2（二氧化硫）。而现在官方认定，造成临汾空气SO2严重超标的原因中，取暖烧的煤脱不了干系。

临汾“酸雾”事件迅速引发全国舆论聚焦。

临汾非常重视。山西环保厅的通报穷尽了5大原因，环保部专家组来临汾开药方，环保部督查组点名焦化厂排放超标。能想到的措施都用上了，SO2浓度还是忽高忽低，不能完全降下来。

“从成因来说，基本上一个是散煤问题，一个是锅炉问题，一个是工业问题。”1月14日，结束调研的环保部专家组组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柴发合在分析了今年特别不利的气象条件后说，“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为产生的。”

在持久的、大面积的灰霾笼罩中，人们似乎逐渐忘记，煤烟型污染曾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二氧化硫产生于燃煤，新中国控硫的历史和环境保护的历史一样长。如今的临汾“酸雾”在提醒人们，在能源结构依旧以煤为主的今天，最熟悉的污染回来了。

还有多少“临汾”

然而，2016年空气中SO2年均浓度最高的城市，竟然不是临汾。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数据计算，2016年临汾空气SO2年均浓度为83微克/立方米，倒数第二。比临汾更糟的是旁边的晋中市，年均浓度88微克/立方米。

“因为年均不是按采暖季算的，1到3月我们不如临汾。但采暖季停了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晋中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李永斌很懊恼。据他介绍，晋中在2016年把市城区所有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全部取缔了，一共取缔了112台；区域集中供热锅炉全部进行了改造，城中村推广了一部分清洁焦，替代居民取暖用的散煤。

空气SO2的国家二级标准限值年平均值是60微克/立方米（国标分一级和二级浓度限值，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工业区、农村区适用二级）。“要说年均，我看全省都难达标。”李永斌坦言，山西是SO2污染的重灾区。

事实也是如此。年均超过60微克/立方米的10个城市中，9个在山西。宁夏石嘴山以67微克/立方米的年均值排在全国倒数第五，比它高的超标城市是晋中、临汾、晋城、太原，比它低的超标城市是朔州、运城、吕梁、阳泉、长治。

据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SO2年均浓度平均为25微克/立方米，达标比例为96.7%。未达标城市同样集中在山西。

“这是我省正在研究和污染防治的重点工作。”山西省环保厅大气污染防治处主任李文斌说。

“年均值高，不一定就会出现（临汾）这种极端值。”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谢绍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比年均值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均值和小时均值，国家二级标准限值分别是150微克/立方米和500微克/立方米。“小时均值更能反映那个时间段人们呼吸的空气质量。”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数据，2015年以来，日均值突破300微克/立方米（超标一倍以上）的记录共有125条。出乎意料的是，日均值最高的15条记录中，13条出自浙江临安市。

2017年1月16日，临安市环保局复函答复南方周末记者，2016年9月27日至10月10日间，临安市市府大楼和第四中学2个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同时出现数据传输异常，数据上传至杭州市站及浙江省站平台都正常，上传到国家平台时SO2数值异常高。经调试后恢复正常。

去除临安市的异常值后，最高日均值出现在2017年1月4日的临汾（814微克/立方米），次高值出现在2016年12月19日的临汾（737微克/立方米）。

之后，在486-648微克/立方米之间，新疆和田地区和临汾市交替出现了26次。还有山东即墨，宁夏银川，内蒙古赤峰、乌海，甘肃白银，辽宁沈阳和山西晋中、太原、忻州、吕梁、长治、晋城、运城等城市出现过日均值在300-485微克/立方米之间的记录，总共55次。

这些城市集中在北方，主要是重工业城市和产煤区，其中不少城市为1998年国家划定的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即“两控区”）。

“往年可能只是视而不见”

对于山西省环保系统而言，2016年11月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进入采暖季。其二，全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上交国家。

PM2.5在2011年以后，才因公众关注迅速被纳入空气监测体系。与之不同，SO2是中国最早开始监测的一项空气污染物。1991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已经开始公布城市大气SO2年均数据了：年日均值范围在4一351微克/立方米之间，北方城市平均为92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平均为88微克/立方米。

PM2.5进入监测体系之后，2013到2015年间，先是74个城市，后是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1436个监测点位的6项指标实时监测数据和空气质量指数开始向社会公开。为了确保数据真实性，这1436个监测站点在2015年8月至2016年11月间，陆续从地方上收，交由国家运行维护和管理。

“我们山西的站点统一是去年11月上交的。”李永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6年12月，在人们密切关注PM2.5时，临汾6个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的SO2数据在静悄悄地飙升，小时平均值累计有130余次突破1000微克/立方米，超二级标准限值一倍。

看不见的“酸雾”已经在临汾空气中弥漫。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数据计算，临汾2016年12月SO2平均浓度达到351微克/立方米。

直到2017年1月4日22时，临汾SO2小时平均值达到峰值1303微克/立方米，临汾失控的“酸雾”问题才进入人们视线。

“浓度达到毫克级（1000微克等于1毫克），就非常吓人了，有可能引起中毒。”一想到临汾出现过1303微克/立方米的SO2小时平均浓度，谢绍东心有余悸。

小时值破千的情况确实罕见。整个2016年，破千记录共有21条（去除临安市的异常值），其中就有14条来自临汾。此外，新疆昌吉州和五家渠市各有2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青海省黄南州、贵州省黔南州各有1条破千记录。

“以前监测站有数据，但你看不到。今年环保部首先是抓数据准确性，然后严防严控大气污染，临汾就给抓出来了。”谢绍东说。

而长年生活在临汾的当地人，对于空气中弥漫的酸雾，“往年可能只是视而不见。”谢绍东说。

最熟悉的污染

在中国环境污染斗争史上，SO2是最熟悉的敌人。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讲环境问题，就一直在和硫作斗争。那时候叫消烟除尘，就是讲煤烟排放的尘和二氧化硫多。”谢绍东回忆。

从1990年代开始，SO2被视作大气污染的头号公敌。“八五”计划期间，贵阳、重庆、临汾、涪陵、安顺等城市的SO2年均浓度为国家二级大气环境质量标准（60微克/立方米）的5倍以上。

在1995年，全国SO2排放量达到2370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由于当时城市污染为煤烟型污染，高水平的二氧化硫和烟尘共同作用，造成对人体健康的经济损失约为950亿元，占GDP的1.6%。

酸雨是与SO2紧密关联的二次污染物。SO2排放量持续增加使得酸雨迅速发展，由西南扩展到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及四川盆地，年均降水pH值小于5.6的区域在1995年占到国土面积40%左右。

1998年，原环保总局（即现在的环保部）划定了“两控区”，包括175个地市。“两控区”方案提出了“十五”期间SO2总量控制目标、酸雨和空气质量目标，同时提出了降低煤炭含硫量、控制火电厂SO2排放等一系列控硫措施。

大气SO2来源单一，就是燃煤排放。“PM2.5真不好控制，SO2其实最好控制，只要把煤控制住。”李永斌说，“问题就是怎么把煤控制住。”

控硫做得最彻底的是北京，工厂迁出城区，不再直接烧煤。更普遍的做法则是给大吨位锅炉上脱硫脱硝设施，减少SO2排放量，尤其是对燃煤电厂。“‘两控区’的做法后来基本被脱硫脱硝取代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介绍。

“最早就是控硫，做了长期的工作。这些年酸雨基本灭掉了，说明我们控硫控得比较好了。”山东省一名环保系统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控硫20年，全国城市空气SO2平均浓度已经从1995年的8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5年的25微克/立方米。

同样是两控区城市的临汾，在环保部专家组来临汾调研后，据山西环保厅1月15日通报，临汾全市煤炭消耗量在2013-2016年由3000万吨增长到3660万吨，其中炼焦用煤占65.3%，发电用煤占26.5%。

通报称，居民燃煤加剧了冬季SO2污染，临汾市沿汾河平川六县市冬季采暖燃煤（除热电联产外）全年SO2排放量约为3.8万吨，占全年SO2排放量的45%；进入采暖季，比重高达70%左右。而市区仍有86台130蒸吨燃煤锅炉基本无脱硫措施，对市区二氧化硫指数有直接影响。

政府上门挨家挨户收散煤了，能停产的工业企业也关停了，但1月17日临汾的SO2日均值仍高达459微克/立方米，部分站点小时均值再出现破千。临汾尧都区环保局一位负责人对跟随环保部督查组前来的新华社记者说：“我们现在也想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

该局工作人员常卫民（化名）曾私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大企业的排污量就能超过千家万户。”

对于山西环保系统坚持的SO2排放主力是居民散煤这一说法，宋国君颇有微词：“轻易不要说居民源，根本办法还是（工业）减煤。”

尽快评估健康损害

山西大学环境医学与毒理学研究所所长孟紫强已年过七旬，他研究了30年SO2的毒理作用，没想到家乡临汾因为SO2成为国内外的焦点。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以后，世界上就开始研究SO2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到现在，应该说研究得比较成熟了。”1月16日，身在美国的孟紫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SO2的病理学研究沉寂多年，现在，很多国际同行把目光投向了临汾。

2003年前后，孟紫强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通过对小鼠进行SO2染毒处理发现，SO2不仅影响呼吸道，它还是一种全身性毒物，可能引起多种组织器官损伤和疾病。

他呼吁环境流行病专家应尽快到临汾，对“酸雾”事件的健康危害进行调查研究。此前，因为数据获取便利，类似研究主要在大城市中进行。

2015年发表在《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中国六个城市大气中SO2和NO2对人群死亡的急性效应研究》显示，北京、天津、西安、上海、广州和武汉6个城市，SO2日均浓度范围为39.8-59.5微克/立方米，SO2日均浓度每升高10微克/立方米，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分别增加4‰和4.8‰。

论文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般高浓度SO2会对呼吸道有急性影响，临汾怎么这么高呢？理论上说应该有很明显的健康效应，但没有见到报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16日，潘小川见到刚回到北京的柴发合，首先打听的也是临汾的情况。

“健康效应研究不像环境污染监测那么快，有一定延迟和滞后，（临汾）医院的相关资料还没有搜集到。”据潘小川介绍，SO2不是致癌物，但具有促癌性；慢性毒性整体不是很大，具有刺激性和腐蚀性，对人体有急性损伤。大气中的SO2与PM2.5会有交互作用，可能增加PM2.5对人体的危害。

针对SO2的防护，戴防霾口罩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潘小川说，由于近几年SO2严重超标的情况比较罕见，相关预警机制并没有建立。他建议按照中国的标准，参照雾霾预警设定SO2预警级别。“临汾的事情很典型，我们正希望与那边联系，最好能赶快有一个健康损害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