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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100岁的老红军梁金玉正在公园晒太阳。她1934年11月加入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曾任江苏省丹阳县委书记,离休后定居苏州。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2016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13周年。13年,是风华正茂的又一次启程。 这一年,新京报记录了千万张面孔。他们或是国情大政影响下的“二胎母亲”,凭借一己之力追凶17年的农妇;或是在湄公河行动后坚守边防的缉毒民警,在创新潮头改变世界的创业者,大山深处悬崖村的孩子们;或是大贤村受灾村民,电信诈骗后死亡的准大学生…… 喧嚣、复杂的年代,更需要对世界抱有最初的信念和理想,爱与良知。 在新京报创刊13周年之际,我们推出“2016面孔”系列报道。回看这些新闻人物的无奈与疼痛,幸福与欢愉。他们脚下的土地和脸上的光,雕刻着时代的印记,意喻着前进的力量。 本期面孔:百岁女红军梁金玉 ?10月11日上午,苏州“可园”。 儿子张晓明正推着梁金玉晒太阳。她坐在轮椅上,裹着厚厚的衣服,大腿上盖着一块粉红色的毛巾被。金色的阳光洒在美轮美奂的园林里,梁金玉舒服得眯起了眼睛。 苏州的秋意渐浓,忽然一阵风吹过,梁金玉的身体轻微抖动了一下,她睁开眼侧了侧头,用四川口音对儿子说,“冷。” 这个季节的苏州并不冷,当时的气温是21度,从她身边经过的年轻游客,甚至不少还穿着短裙。 但梁金玉毕竟太老了,这个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长征女战士,已经衰老得经不住一阵微风了。 园林里,梁金玉常常引起游人的惊叹:“老人家怕是有一百岁了吧!”,事实上,这个苏州市唯一健在的老红军,今年刚刚过完一百岁的生日。 除了脸上的皱纹,白发,伴随梁金玉的物件也明显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她日常出行的轮椅,扶手已经磨得发亮,一些金属结构上,油漆斑驳剥落,露出锈迹。 她并非没有改善物质条件的能力,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每一个健在的老红军都是共和国的珍宝。老红军的待遇逐年提高,到现在她每个月的收入有一万多元。 可她确实没啥钱。儿子张晓明说,母亲直到2009年,还没有存款。“都捐出去了,母亲一直对我们说,要把金钱当草纸一样,去看淡它。” 最近几年,梁金玉存着钱要在丈夫老家安徽六安建一个红色纪念馆。大别山区的六安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梁金玉希望能为革命传统教育出一份力,让红色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毕竟这一生,红色是她血管里涌动奔流的色彩。 视频:百岁女红军梁金玉。新京报 “我们视频”出品。 为长征,12姐妹铁心追部队 如果不知道梁金玉的童年,外人很难理解她对红军的感情。 这半辈子,她一遍遍地在报告会上对年轻人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伤疤,是痛苦。在梁金玉看来,如果不把这些伤痛从血肉里剖出来给年轻人看,他们怎么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呢? 1917年,梁金玉出生在四川省通江的一户贫穷农民家庭,12岁进入地主家做工。 “整天是手脚不停地干活,不但拿不到一分钱,还天天挨打受气,吃的是地主家吃剩的饭菜,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破衣服。”梁金玉曾对儿子张晓明这样回忆。 她的脚上至今还有一个伤疤。地主的太太在毒打她的时候把她往后一推,她一脚踩在钉耙上,穿了个洞,血流不止,钻心的疼。在地主家,哭是被禁止的,她只能用土办法,自己偷偷地抹了香灰治疗。 红军改变了她的命运。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千里西征,转战到川陕边区,创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 不久,梁金玉所在的村里建立了苏维埃组织,她和村里的青年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 1934年11月,梁金玉和哥哥梁金海一起参加了红军,之后随部队离开了四川。 1935年2月,梁金玉与另外11名女战士正式入编红四方面军运输队,她被任命为副班长,踏上长征之路。 梁金玉在回忆中提到,由于年龄小,和她同龄的11名女红军被劝留后方,不用参加长征,但是姐妹12个人坚决要跟随大部队一起走。长征开始时,“女子运输队”接到了指导员交付的一项任务:向后方运送通讯器材。等到她们完成任务才知道,这是部队要把她们留在后方的一个“策略”,这时候她们已经与大部队分开两天了。 “我们顾不上休息,昼夜兼程追赶部队。腿划伤了、衣服刮破了,都全然不顾。” 梁金玉说,最终,她们听到了军号声,终于赶上了队伍。 过草地,最后一次见哥哥 梁金玉总会回忆起长征。 当年翻阅党岭山的情景她一直历历在目。海拔5470米的党岭山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海拔最高的大雪山,山上长年积雪不化,空气稀薄。 “一下雪男同志的胡须上都是冰,而女同志的头发上结成了冰线团,呼口气嘴巴都张不开。雪山上寸步难行,常常是跌倒了刚站起来又跌下,口渴了就抓把雪放进嘴里。”梁金玉记得,她的班上有一名女战士因为劳累过度,身体极度虚弱,没到山顶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翻过党顶山后,部队便开始面对环境更为恶劣的草地。沼泽地、深水潭,加上狂风、雨雪、冰雹,无情地吞噬着战士们的生命。“干粮吃完了就把皮带、皮鞋剪成小块在火上烤了吃,连野草、树叶、树皮都吃光了。” 她还会想起哥哥。而就在这片草地上,梁金玉碰到了哥哥,这是兄妹俩参加红军一年多来的首次见面,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我看哥挎着驳壳枪,也是连级干部了,可是他腿受了伤,撑着一根棍子,艰难地走着。他是前卫战斗部队的,掉下来四五天的路程了。”梁金玉回忆,她当时想哥哥一定饿了,于是把自己的炒面给了哥哥。 她看到哥哥拿着碗把面和旁边沟里的水一和,就开始吃了。“我喊:‘哥哥快走’,我也不能多等他,不能掉队。”梁金玉边往前走边回头看哥哥,“他仍在那里吃炒面,甚至是舔最后的一点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我哥哥。” 梁金玉还有更多的战友与哥哥一样,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长征结束时,她班上的12个女战士,只剩下了3人。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用数字说明了长征的惨烈:“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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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梁金玉坐在轮椅上,轮椅扶手已经磨得发亮,一些金属结构上,油漆斑驳剥落,露出锈迹。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为丈夫,主动放弃事业 梁金玉的家里有一个排球,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这是上世纪90年代郎平执教女排国家队时,全体队员的签名。 梁金玉是郎平的粉丝,女排的球迷,子女费了不少气力才帮她弄到这个签名排球。从朗平在女排开始,三十多年时间,电视上只要有女排比赛,梁金玉一场不落。她能准确地说出女排的战术,队员的名字,如数家珍。 旁人揣测,她一定是羡慕这些女同胞能为国家争光,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为自己的事业拼尽力气。 儿子张晓明向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回忆,母亲有时候会遗憾,解放后自己放弃了事业。1954年组织任命她为江苏省丹阳县县委书记,但她只干了三个月。 那年她37岁,正是干事业的好年华,可是她得照顾丈夫和家庭。她的丈夫张忠,在抗日战场上任绥远骑兵团政委,战斗中被鬼子的子弹击中,失去了左胳膊。 张忠也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这个原名张啓勋的汉子,参加革命后改名叫“忠”,就是要跟党走一辈子。 失去胳膊后,张忠离开作战一线,到八路军第120师任兵工厂政委。120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之一,师长贺龙,副师长是萧克。 梁金玉记得,那时自己正在延安和平医院当护士。一天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后,沉重地告诉她,张忠“挂彩”了。贺龙说,“革命是会有牺牲的,是光荣的。”她当时表态,“只要人在,残废了我服侍他。” 这个承诺,梁金玉记在了心底。新中国建立后,组织考虑到张忠的身体情况,希望他转业到部委任职。但张忠拒绝了,这个干了一辈子的军人不想离开部队,强烈要求到南方前线部队。随后的一些年,张忠被调到苏南军区、镇江军分区、盐城军分区任职,梁金玉也辞掉工作,照顾丈夫和家庭。 最希望,找到失散多年的大儿子 在张晓明印象里,父母对纪律的遵守近乎苛刻。“公家的东西丝毫不沾。每一次搬家,公家的东西全部留下,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每个痰孟都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在房间里。” 他还记得父亲从盐城军分区退休时的情景,母亲将家里的东西分门别类放好,还将唯一的一架美式铁壳收音机摆在客厅里。自己先将家里清点一遍后,叫来部队的干部清点交接,唯恐错拿了公家的东西。 张晓明将这理解为,这一代人对这个自己亲手建立的国家,有特殊的情感。 “常常会有人问我,这几年你们的子女怎样啊?他们问的是什么,我心里清楚,我们家知识分子多,干部多,军人多,问的是有没有出腐化堕落分子。我自豪地说没有一个,就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这是10年前,梁金玉90岁生日时的感言。最让梁金玉骄傲的,是对子女的教育。但最让她揪心和牵挂的,是另一个失散的儿子。 1938年,梁金玉在延安诞下了大儿子春生。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春生出生后没过多久,张忠就去了前线。梁金玉因为要参加红军大学的学习,就把孩子寄养到了群众家里。 一天,日军的飞机对延安进行轰炸。寄养春生的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村里的群众和一岁多的春生不知所踪。 梁金玉四处打听春生的消息。只能得到只言片语的猜测:孩子要么炸死了,要么就被群众带着转移了。 多年后,梁金玉和丈夫一直希望能找到大儿子春生,可因为留下的线索太少,一直没有进展。1984年,张忠因肺心病医治无效,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尽管知道找到春生是丈夫的遗愿,但多次寻找无果后,梁金玉只能把遗憾留在了心底。 张晓明对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说,母亲已经一百岁了,希望她能在有生之年,了却这桩最后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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