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女红军:子女没有出腐化分子 是我最大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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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100岁的老红军梁金玉正在公园晒太阳。她1934年11月加入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曾任江苏省丹阳县委书记，离休后定居苏州。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2016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13周年。13年，是风华正茂的又一次启程。

这一年，新京报记录了千万张面孔。他们或是国情大政影响下的“二胎母亲”，凭借一己之力追凶17年的农妇；或是在湄公河行动后坚守边防的缉毒民警，在创新潮头改变世界的创业者，大山深处悬崖村的孩子们；或是大贤村受灾村民，电信诈骗后死亡的准大学生……

喧嚣、复杂的年代，更需要对世界抱有最初的信念和理想，爱与良知。

在新京报创刊13周年之际，我们推出“2016面孔”系列报道。回看这些新闻人物的无奈与疼痛，幸福与欢愉。他们脚下的土地和脸上的光，雕刻着时代的印记，意喻着前进的力量。

本期面孔：百岁女红军梁金玉

?10月11日上午，苏州“可园”。

儿子张晓明正推着梁金玉晒太阳。她坐在轮椅上，裹着厚厚的衣服，大腿上盖着一块粉红色的毛巾被。金色的阳光洒在美轮美奂的园林里，梁金玉舒服得眯起了眼睛。

苏州的秋意渐浓，忽然一阵风吹过，梁金玉的身体轻微抖动了一下，她睁开眼侧了侧头，用四川口音对儿子说，“冷。”

这个季节的苏州并不冷，当时的气温是21度，从她身边经过的年轻游客，甚至不少还穿着短裙。

但梁金玉毕竟太老了，这个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长征女战士，已经衰老得经不住一阵微风了。

园林里，梁金玉常常引起游人的惊叹：“老人家怕是有一百岁了吧！”，事实上，这个苏州市唯一健在的老红军，今年刚刚过完一百岁的生日。

除了脸上的皱纹，白发，伴随梁金玉的物件也明显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她日常出行的轮椅，扶手已经磨得发亮，一些金属结构上，油漆斑驳剥落，露出锈迹。

她并非没有改善物质条件的能力，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每一个健在的老红军都是共和国的珍宝。老红军的待遇逐年提高，到现在她每个月的收入有一万多元。

可她确实没啥钱。儿子张晓明说，母亲直到2009年，还没有存款。“都捐出去了，母亲一直对我们说，要把金钱当草纸一样，去看淡它。”

最近几年，梁金玉存着钱要在丈夫老家安徽六安建一个红色纪念馆。大别山区的六安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梁金玉希望能为革命传统教育出一份力，让红色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毕竟这一生，红色是她血管里涌动奔流的色彩。

视频：百岁女红军梁金玉。新京报 “我们视频”出品。

为长征，12姐妹铁心追部队

如果不知道梁金玉的童年，外人很难理解她对红军的感情。

这半辈子，她一遍遍地在报告会上对年轻人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伤疤，是痛苦。在梁金玉看来，如果不把这些伤痛从血肉里剖出来给年轻人看，他们怎么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呢？

1917年，梁金玉出生在四川省通江的一户贫穷农民家庭，12岁进入地主家做工。

“整天是手脚不停地干活，不但拿不到一分钱，还天天挨打受气，吃的是地主家吃剩的饭菜，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破衣服。”梁金玉曾对儿子张晓明这样回忆。

她的脚上至今还有一个伤疤。地主的太太在毒打她的时候把她往后一推，她一脚踩在钉耙上，穿了个洞，血流不止，钻心的疼。在地主家，哭是被禁止的，她只能用土办法，自己偷偷地抹了香灰治疗。

红军改变了她的命运。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千里西征，转战到川陕边区，创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

不久，梁金玉所在的村里建立了苏维埃组织，她和村里的青年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

1934年11月，梁金玉和哥哥梁金海一起参加了红军，之后随部队离开了四川。

1935年2月，梁金玉与另外11名女战士正式入编红四方面军运输队，她被任命为副班长，踏上长征之路。

梁金玉在回忆中提到，由于年龄小，和她同龄的11名女红军被劝留后方，不用参加长征，但是姐妹12个人坚决要跟随大部队一起走。长征开始时，“女子运输队”接到了指导员交付的一项任务：向后方运送通讯器材。等到她们完成任务才知道，这是部队要把她们留在后方的一个“策略”，这时候她们已经与大部队分开两天了。

“我们顾不上休息，昼夜兼程追赶部队。腿划伤了、衣服刮破了，都全然不顾。”

梁金玉说，最终，她们听到了军号声，终于赶上了队伍。

过草地，最后一次见哥哥

梁金玉总会回忆起长征。

当年翻阅党岭山的情景她一直历历在目。海拔5470米的党岭山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海拔最高的大雪山，山上长年积雪不化，空气稀薄。

“一下雪男同志的胡须上都是冰，而女同志的头发上结成了冰线团，呼口气嘴巴都张不开。雪山上寸步难行，常常是跌倒了刚站起来又跌下，口渴了就抓把雪放进嘴里。”梁金玉记得，她的班上有一名女战士因为劳累过度，身体极度虚弱，没到山顶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翻过党顶山后，部队便开始面对环境更为恶劣的草地。沼泽地、深水潭，加上狂风、雨雪、冰雹，无情地吞噬着战士们的生命。“干粮吃完了就把皮带、皮鞋剪成小块在火上烤了吃，连野草、树叶、树皮都吃光了。”

她还会想起哥哥。而就在这片草地上，梁金玉碰到了哥哥，这是兄妹俩参加红军一年多来的首次见面，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我看哥挎着驳壳枪，也是连级干部了，可是他腿受了伤，撑着一根棍子，艰难地走着。他是前卫战斗部队的，掉下来四五天的路程了。”梁金玉回忆，她当时想哥哥一定饿了，于是把自己的炒面给了哥哥。

她看到哥哥拿着碗把面和旁边沟里的水一和，就开始吃了。“我喊：‘哥哥快走’，我也不能多等他，不能掉队。”梁金玉边往前走边回头看哥哥，“他仍在那里吃炒面，甚至是舔最后的一点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我哥哥。”

梁金玉还有更多的战友与哥哥一样，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长征结束时，她班上的12个女战士，只剩下了3人。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用数字说明了长征的惨烈：“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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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梁金玉坐在轮椅上，轮椅扶手已经磨得发亮，一些金属结构上，油漆斑驳剥落，露出锈迹。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为丈夫，主动放弃事业

梁金玉的家里有一个排球，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这是上世纪90年代郎平执教女排国家队时，全体队员的签名。

梁金玉是郎平的粉丝，女排的球迷，子女费了不少气力才帮她弄到这个签名排球。从朗平在女排开始，三十多年时间，电视上只要有女排比赛，梁金玉一场不落。她能准确地说出女排的战术，队员的名字，如数家珍。

旁人揣测，她一定是羡慕这些女同胞能为国家争光，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为自己的事业拼尽力气。

儿子张晓明向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回忆，母亲有时候会遗憾，解放后自己放弃了事业。1954年组织任命她为江苏省丹阳县县委书记，但她只干了三个月。

那年她37岁，正是干事业的好年华，可是她得照顾丈夫和家庭。她的丈夫张忠，在抗日战场上任绥远骑兵团政委，战斗中被鬼子的子弹击中，失去了左胳膊。

张忠也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这个原名张啓勋的汉子，参加革命后改名叫“忠”，就是要跟党走一辈子。

失去胳膊后，张忠离开作战一线，到八路军第120师任兵工厂政委。120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之一，师长贺龙，副师长是萧克。

梁金玉记得，那时自己正在延安和平医院当护士。一天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后，沉重地告诉她，张忠“挂彩”了。贺龙说，“革命是会有牺牲的，是光荣的。”她当时表态，“只要人在，残废了我服侍他。”

这个承诺，梁金玉记在了心底。新中国建立后，组织考虑到张忠的身体情况，希望他转业到部委任职。但张忠拒绝了，这个干了一辈子的军人不想离开部队，强烈要求到南方前线部队。随后的一些年，张忠被调到苏南军区、镇江军分区、盐城军分区任职，梁金玉也辞掉工作，照顾丈夫和家庭。

最希望，找到失散多年的大儿子

在张晓明印象里，父母对纪律的遵守近乎苛刻。“公家的东西丝毫不沾。每一次搬家，公家的东西全部留下，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每个痰孟都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在房间里。”

他还记得父亲从盐城军分区退休时的情景，母亲将家里的东西分门别类放好，还将唯一的一架美式铁壳收音机摆在客厅里。自己先将家里清点一遍后，叫来部队的干部清点交接，唯恐错拿了公家的东西。

张晓明将这理解为，这一代人对这个自己亲手建立的国家，有特殊的情感。

“常常会有人问我，这几年你们的子女怎样啊？他们问的是什么，我心里清楚，我们家知识分子多，干部多，军人多，问的是有没有出腐化堕落分子。我自豪地说没有一个，就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这是10年前，梁金玉90岁生日时的感言。最让梁金玉骄傲的，是对子女的教育。但最让她揪心和牵挂的，是另一个失散的儿子。

1938年，梁金玉在延安诞下了大儿子春生。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春生出生后没过多久，张忠就去了前线。梁金玉因为要参加红军大学的学习，就把孩子寄养到了群众家里。

一天，日军的飞机对延安进行轰炸。寄养春生的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村里的群众和一岁多的春生不知所踪。

梁金玉四处打听春生的消息。只能得到只言片语的猜测：孩子要么炸死了，要么就被群众带着转移了。

多年后，梁金玉和丈夫一直希望能找到大儿子春生，可因为留下的线索太少，一直没有进展。1984年，张忠因肺心病医治无效，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尽管知道找到春生是丈夫的遗愿，但多次寻找无果后，梁金玉只能把遗憾留在了心底。

张晓明对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说，母亲已经一百岁了，希望她能在有生之年，了却这桩最后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