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公司俱乐部售票处。八十年代,俱乐部是职工们看电影和举办演出、比赛的好地方。
程婷婷的姥爷是从抗美援朝战场来的第一批铜城开拓者,妈妈又是兄弟姐妹四人中的老大,因而妈妈下乡不到半年就被招工,又回了白银公司。
1984年,露天矿闭坑,采矿业转入地下。1985年,白银恢复建市。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展开以有色金属、化工、能源等为重点的大规模开发,促进白银产业结构多元化,三冶炼达到鼎盛。
三冶炼逢年过节都发米面粮油,常有奖金,福利比市上好得多。白银公司人的归属感也强。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见多识广,从不屑于省城兰州的名号。
生于斯长于斯的厂矿二代,甚至剥离了父辈们关于遥远故乡的记忆。他们大多不会说家乡话,也不说兰州话,只用普通话交流。天南海北的词和某些特定的口音被融入其中,用着用着就为所有人共享,化为特殊的白银公司版普通腔。
祖籍的最大意义,是更轻易获得外界的消息和物资。职工俱乐部旁边就是邮局,发电报很容易。无论什么样的外部信息,白银公司都比市里知道得快、流传得广。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亲属人脉在南方的职工,常能倒腾来最新奇的玩意儿。烫卷发,高领毛衣、喇叭裤,那个时代的潮流,也都是白银公司的人在引领。
白银公司内部有一套封闭式的循环系统。职工看病没人去市人民医院(现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都去职工医院(现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从托儿所到高中都有子弟学校,白银市的人想进来都得托关系、走后门,厂矿子弟没人想过去市里的学校。
对于工人们来说,不管是机械厂、氟化盐、动力厂……都是“我们白银公司的”,坐下就能一块儿喝酒。剩下的,则是“他们白银市上的”。市上很多人来自甘肃其他地县,在白银公司人的眼中,就是乡下人。
“气质上就看得出来,(白银)跟其他甘肃地县市区都不一样。”燕离说。他六七岁时就在妈妈教书的学校见过苹果电脑,黑屏幕,绿色字,可以玩算数学题打飞艇的游戏。工厂里也有电脑室,机房里铺地毯,绒线里嵌着铜丝,厂里甚至有自己的电视台,但只有晚上放节目。
熟人社会
城市小,生活有种传统宗族社会的感觉,人和人绕几个圈都能找到联系。比如程婷婷妈妈的老师是小姨夫的老师,也是她的老师,上小学程婷婷都是步行,十分钟就到。一路上都是白银公司的房子,同届学生上学时间一致,楼上楼下的小孩儿都一起走,路经谁家就在楼下喊一声,一来一串儿人。
串门是特别自然的事。小孩子们四处跑,哪天家里大人倒班不在,就去别人家吃饭。在晚饭时间,住平房的好多人家连门都不关,有人就站在门口吃,你家吃的我分一口,我家吃的拨你一筷子。
大人们也四处串门,男人们下象棋,女人们打毛衣,工厂里的八卦总是传得特别快。也有人在家看电视,晚上八点多推门吼一声,孩子们便四散开来,乖乖回家睡觉。
1989年,白银市成为仅次于兰州的甘肃省第二大工业城市。工厂的烟囱在凌晨排放,黄色青色的“硫酸烟”笼罩城市上空,冬日里的口罩是居家必备。离工厂近的地方,“酸烟”落到树上,树叶迅速干枯。
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翻涌。1992年8月27日,甘肃省首批股份制企业试点单位——白银铜城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白银饭店被私人承包,年轻人们在周末和夜晚来到这里跳舞,“不会跳两步交际舞的人,成了孤独的人。”
白银公司动荡的90年代来了。
属于金属的城市遇到资源危机,铜矿资源大幅减少,企业效益下滑。在时间的荒野里,人和城市命运如同一叶扁舟,起伏翻转就在瞬息间。白银市志记载,20世纪90年代后,职工下岗、社会失业率上升。至1995年,城镇人口和无业人员不断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
厂矿人心涣散。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进了厂区大门,你准会看到在路边堆着,随便就放的铅、锌;但到了90年代后期,厂区门外就有人收矿,夹带一铁皮饭盒的铜,出门就能换三四十块钱,还有毛驴车从矿山的另一边绕过去,厂子内外的人勾结,大批量倒卖。
柏油马路替代了八十年代的土路,却越发尘土飞扬。旱冰场盛极一时,燕离和小伙伴们穿着铁质的老式旱冰鞋游荡在路上,看小城一天天躁动起来。市里单位的工资逐渐超越白银公司,燕离所在的公司一中,职工都闹着要从白银公司分出去划归市里。市里不接收,拖了好几年。医院也是一样。
老国企人的幸福感和价值观不再稳定。有人选择了主动跳脱,甚至有一部分人回到原籍,还有一些亲缘关系在外地的,就去投靠了那一支脉。更多的一二代建设者们不适地抗拒着,对生意人的态度在看不起与羡慕之间徘徊。
那时候,燕离刚小学毕业,突然有了阶层感。“小时候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没什么贫富之分,也能玩到一块去。那段时间就好像突然,谁家的家长消失了几年,回来买了一辆桑塔纳。我们小孩也会说,谁谁谁买了小霸王游戏机。”他记得很清楚,1992年游戏机风行的时候,一个游戏机要300多块钱,而他爸爸的月工资才100多。
小城里弥漫着焦虑的气息。读书的少年们在学校后面的小山包打“拳王争霸赛”,周末约群架是常有的事。东山路附近归“黑龙帮”统治,“大什字”周边归“七兄弟”,后来还发展出了“铁血十三鹰”,都是些青少年的小帮派。有辍学的初中同学在酒吧当服务生,燕离高中时去找他玩儿,常从第一家喝到最后一家——城市太小,到处都是熟人。酒吧一条街俗称“破头巷”,酒便宜,人也杂,每天都有人打得头破血流。
1996年,白银市制定《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同年,燕离的爸爸“内部退养”,跑到白银下设三县两区去养猪。几乎同一时段退休的,还有一大批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白银公司有厂矿子弟“退休顶替”的传统,取消毕业分配后,为了子女能够顶替上岗,父母们主动请退。
燕离记得,小学时,妈妈对他的期待是,考大学再分配到大国企,可以不在白银,但一定要稳定,要能享受福利分房待遇。到了高中,妈妈再和别人坐在一起聊天时说起他的未来,除了必须考大学没变,其余的只剩一句话:“让他自己闯去。”
1998年,白银城连发四起命案,警察半夜挨家挨户敲门查户口,学校晚自习也停了,白银公司所有职工配合公安部门按了手印,女职工下班都有丈夫或男职工陪同。但在变幻的年代,人们对未来的迷惘和希望超过命案带来的恐惧。
资源枯竭
白银火焰山矿山公园里,退役的蒸汽机车被安置在一角。如今铁轨上运行的还是老式绿皮车,车头却已经换成了内燃的。
白银公司在1990年以后便没再招过工。运输部原先有两千多人,如今只剩六百多;改过两次名,第一次叫铁路运输公司,后来又改作铁运物流公司。“十几年没什么效益,维持而已,现在可能考虑转型做物流吧。”工人老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