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昭 谢念晓 [位居榜首的苏州成为15个城市中唯一一个GDP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市,去年该市GDP达到了14504亿元,GDP总量位居全国所有城市第7位。] 行政资源配置对一个城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体现一个城市行政配置能力的形式有很多种,其中就包括城市序列。 中国的城市序列有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副地级市,将来也可能出现镇级市,“较大的市”曾经被很多城市追捧,如今这些城市发展情况如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盘点后发现,苏州经济总量遥遥领先,不少城市面临困境。 “较大的市”有哪些 “较大的市”是一个法律概念,专指由国务院批准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不包括直辖市、省会市和经济特区所在地市(这些城市已拥有立法权)。“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必须报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施行;但“较大的市”制定政府规章时无需报经批准就可以直接施行。 1984年,国务院批准唐山、大同、包头、大连、鞍山、抚顺、吉林、齐齐哈尔、青岛、无锡、淮南、洛阳、重庆等十三个市为“较大的市”。1988年批准宁波,1992年批准淄博、邯郸市和本溪,1993年批准徐州和苏州为“较大的市”,1997年重庆升格为直辖市,此后“较大的市”维持在18个。 “较大的市”实际上等于获得了副省级市的立法地位和立法权。有了地方立法权,就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设立地方处罚标准,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多年来,包括南通、温州、东莞、佛山、泉州等不少经济发达城市纷纷提出申请,要求被批准成为“较大的市”,但国务院1994年后再没有批准任何城市成为“较大的市”。 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对《立法法》作出修改:地方立法权扩至所有设区的市。下放的权力主要是涉及到比如城市管理、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这方面的法律。在立法权下放之后,普通地级市与“较大的市”一样,也拥有了立法权限。“较大的市”也不再具有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18个“较大的市”中,大连、青岛和宁波后来成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其享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立法权限、行政地位远非“较大的市”可比。因此,本文只比较其他15个城市的情况。 从设立的时间点来看,“较大的市”主要设置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彼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的城市格局中,以能矿产业和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在整体城市体系中,地位更为突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鞍山、淄博、本溪、抚顺、吉林、齐齐哈尔、包头等城市都是老工业基地,比如“一五”时期的大项目就有一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总体城镇化的水平还比较低,这些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就已经比较高,经济比较发达,基本上享受了副省级的一些政策。“当时这些城市有大量的重工业,总体城市规模在国内都比较大。” 发展各异,苏州无锡唐山靠前 设立二三十年来,我国的城市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回过头来看这些城市的发展,我们发现尽管“较大的市”获得了地方立法权限,也更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些权限并非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这其中,来自江苏的苏州和无锡高居15个城市中的前两位。位居榜首的苏州成为15个城市中唯一一个GDP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市,去年该市GDP达到了14504亿元,GDP总量位居全国所有城市第7位,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在江苏省都位居第一。 苏州之后,无锡去年的GDP也达到了8518亿元。改革开放后,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多年来苏州和无锡GDP分列江苏一、二位,身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只是近年来,省城南京“奋发图强”,终于赶超无锡,上升至第二。不过,无锡尽管总量退居江苏省第三,但人均GDP仍是江苏第二。 尽管总体上苏北的经济远不如苏南地区,但作为淮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大徐州的GDP总量也位居江苏省第5位,当然徐州的人均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仅位列第9。 与苏州一样在省内位居第一的还有河北的唐山。这个工业大市去年的GDP为6103亿元,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都超越了省城石家庄。 苏州和唐山的GDP都在所在省份中排第一,而包头的GDP总量在内蒙古中位居第二,也超过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因煤炭能源而迅速崛起,去年GDP达4226.1亿元,仍领先包头和呼和浩特。 在这15个城市中,苏州和唐山在所在省份中位居第一,包头、洛阳和吉林在所在省份中位列第二,无锡、鞍山在所在省份中位列第三,可以说,这些城市目前仍体现出与“较大的市”相对应的发展规模。 但也有些较大的市发展相对暗淡。比如抚顺和本溪GDP总量在辽宁只分列第七和第八,淮南的GDP仅有770.6亿元,成为15个城市中唯一一个GDP总量未超过千亿大关的城市,GDP总量在安徽只位列第12,人均位列第11。此外,像齐齐哈尔人均GDP在黑龙江只位列第十。 丁长发说,发展较慢的城市中,淮南和本溪都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此外再加上体制机制的不灵活,在市场化的冲击之下,这些城市转型十分艰难。“市场的总量就这么大,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传统重工业城市获得了大量的要素资源,所以发展得很好,但在改革开放时代,大量的要素资源包括资金和人才等都转向市场经济比较活跃、比较有弹性的区域。” 丁长发分析,这些重化城市由于体制机制的固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面临着一轮较大的冲击,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倒闭,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下岗潮。而在近两年经济新常态下,随着能源经济的下行,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地区又一次受到较大的冲击。 这其中,2015年,包括吉林、鞍山、抚顺、本溪、淮南、唐山等城市的GDP名义增速出现了负增长,而齐齐哈尔、邯郸、淄博等城市的名义增速也维持在低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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