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案 2013年6月15日,70多岁的达州居民蒋婆婆摔倒在地后,称自己被3个小孩撞倒,并死死抓住了时年9岁的小江的手,要求赔偿医药费。经过警方调查,老人蒋婆婆及儿子龚某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决定对蒋婆婆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其年满70周岁,依法不予执行),同时龚某某被行政拘留10日。 委/屈/奖 去年3月,在中国好人网第二届“搀扶老人奖”评选结果新闻发布会上,第二届“搀扶老人奖”评选结果正式公布。这三名达州小孩获得“委屈奖”,奖金5000元。同时,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获得“正义奖”,获得奖金3000元。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周子铭 “扶老”仍在纠结 达州“扶老案”已经过去两年多,但对于事件中三位得到“委屈奖”孩子的家庭,纠结和顾虑仍然如影随形。小江的父亲让儿子转学,为了照顾儿子,江先生和妻子也不得不离开达州,举家搬迁,这是这个家庭的艰难抉择。 同样的纠结也发生在了另外两个孩子家庭。他们也表示,家人很担心,遭遇的这件事会对孩子产生不利。 “扶老”还在继续 2015年8月30日,河南开封暴雨,路面积水成河。一老人骑电动车涉水时突然倒地,在水中不停挣扎。多名路人上前围观后又退回。三分钟后,老人被几名路人拉起,却已死去。 “扶老”值得思考 是谁杀死了这个河南老人?媒体评论说:不是积水,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积水本没有机会溺死老人;不是冷漠,三分钟后还是有人上前将老人扶了起来;是犹豫!是在“扶就负责”的恶例面前的权衡再三。老人需要的,只是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扶一把,可是,我们没有勇气。 要培育这种勇气,需要提供更多的救济和帮扶渠道。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中有“责任豁免”“谁主张谁举证”等规定。另外,公益组织向扶老反被讹的人颁发“委屈奖”。 只有法律站起来了,“遇摔即扶”才会成为普遍的选择。 9月1日,一个开学的日子。不过,小江的身影,再没在达州此前自己就读的学校出现。 今年8月底,因中国好人网颁发的“委屈奖”,原本沉寂的达州“扶老案”又重新被拉回公众视野。然而,刚接受中国好人网“委屈奖”2000元奖金后,当事小孩之一的小江一家,又将奖金退还给了颁奖者。这也是中国好人网自设立搀扶老人“委屈奖”以来,奖金第一次被人退回来。 最近,成都商报记者和小江父亲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罕见的退还“委屈奖”背后,夹杂着小江一家复杂的感情,和两年多来卷入“扶老”事件的疲惫的心,以及被改变的生活。 这其中,经历了父亲第一次对孩子扇耳光,之后又懊悔地第一次对孩子道歉……此前,小江的父亲江先生还做了一件事——举家搬迁,“因(搀扶老人)这事,我原本的人生规划都被打乱了。” “我犯了中国父母最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觉得责罚孩子天经地义” 两个第一次 2013年6月15日,“扶老”事件发生以前,对于以后的人生,江先生一家早已规划好了。 江先生是南充人,妻子是达州渠县人。此前,夫妻二人都在外地打工。攒够钱后,江先生一家在达州城区购买了一套房子。事发前半年,江先生才从务工地广东回到达州。根据计划,等到江先生在达州站稳脚跟后,妻子也将从广东回来。届时,一家人就将在达州城区实现团聚。 一位陌生人最先把电话打给了江先生。夫妻二人长期在外打工,儿子小江主要时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很小时,小江就被要求,除了家里电话外,还需牢牢记住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当天纠葛发生后,有人问小江:“你爸爸妈妈呢?”小江随即告诉对方父亲的号码。 驾驶自己的面包车赶到后,江先生看到的场景是蒋婆婆当时坐在地上,同时死死抓住儿子的手。江先生给了儿子一耳光,啪一声。“当时我以为就是儿子撞倒了老人,闯祸了!”看到江先生动手打小孩,周围人开始劝阻。江先生介绍,当时就有人告诉他:“你冤枉孩子了。老人不是娃娃撞倒的。娃娃是做好事。” 江先生过来后,蒋婆婆终于松了手。小江则呼一下不见了踪影,江先生当时还顾不上儿子。他先将蒋婆婆搀扶到旁边的一个诊所里。 做完一切,江先生回到家时已近深夜。但儿子不在家。随后,江先生又组织亲友四处寻找儿子,“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在他同学家里找到。儿子被下午发生的事情吓懵了,另外也害怕我继续打他。”这是江先生第一次扇儿子耳光。 警方调查结果显示,蒋婆婆为自行摔倒。为此,江先生专门找了个机会,当着孩子外公外婆,郑重给儿子道歉。这也是9年来,江先生第一次给自己的孩子道歉。 “我犯了中国父母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觉得父母责罚孩子天经地义。有时甚至可以无需了解青红皂白。但对与错很重要。”江先生说。 不过,那时的江先生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对错,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弄得清楚。中间需历经种种波折。 结束? 刚开始! 搀扶、报警、委屈奖……“一次次以为结束,但最终发现其实才刚刚开始” 最后 回到了事情的原点! 送到诊所了,事情结束了? 没有! 将老人搀扶到旁边诊所后,江先生觉得,事情已经终结。“周围很多人都能证明老人是自己摔倒的,孩子做的是好事。” 江先生回忆,也就在事情发生一个多月后,自己才接到蒋婆婆儿子的电话,“对方表示,老人是被孩子撞倒的。要求出医药费。”电话中,江先生转告对方,如果坚持认为是孩子撞倒了老人,“可以到法院起诉。法院要求我们承担的责任,绝不含糊。” 电话中沟通两三次后,又有一两个月时间,对方没再联系。江先生思量,事情真的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2013年11月16日,事发5月后,蒋婆婆家人直接将老人背到江先生家中。 蒋婆婆在江先生家中只坚持了一个晚上。当晚,江先生并没有住到自己家里。“觉得心烦,不想待在家里,就到亲戚家中住宿。” 住在亲戚家里的江先生一宿没有合眼,“孩子年纪小,外公外婆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现在又多出一个老人。万一出了啥事,不好交待。” 警察来了,事情结束了? 没有! 一夜未眠的江先生最终想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报警。另外则是让所有人全部投靠到亲戚家中。“惹不起,躲得起。” 警察到来,了解相关情况后表示,建议双方诉讼解决。 不过,到了17日傍晚,眼瞅着江先生一家收拾好东西,全部都将离开后,蒋婆婆表示,她要回家。 事情最终的结果是警方依据查明的真相,行政拘留蒋婆婆的儿子,“当时想到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了,不可能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没想到一年多后的‘委屈奖’,事情又再一次被关注。总之,一次次都以为结束了,但最终发现其实才刚刚开始。” 和江先生的心烦相比,蒋婆婆住进江先生家中时,江先生70多岁的岳父岳母感受到的则是害怕。他们专门将自己的卧室腾了出来用于安置蒋婆婆,并同时不断念叨:“这怎么办嘛?这怎么办嘛?”而让江先生印象深刻的是,事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儿子小江也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出去找伙伴们玩,就一个人待家里。” “不按照法律的途径,而是取闹,先把事情闹大,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江先生说。 调解开始了,事情结束了? 没有! 2013年6月15日,和小江一起玩耍的,还有另外两名孩子小杨和小余。蒋婆婆表示,自己是被三个小孩当中的一个撞倒的,但不敢确定究竟是哪个。 为解决问题,三家人曾和蒋婆婆一家,多次前往南外镇司法所进行调解。司法所将几方召集到一起商讨解决方案。“调解,对与错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化解矛盾,让事态得到平息。”江先生回忆。 在司法所接受调解时,三个孩子的家长,曾和蒋婆婆一家达成一致意见,每家赔偿蒋婆婆2500元。 这也是江先生内心深处再一次确认,事情又该结束了。不过,蒋婆婆一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江先生必须负责收齐另外两位两家的5000元赔偿,这让江先生难以接受,双方由此谈崩。 走出司法所后,江先生仍支付了1100元,“对方聚集了不少亲戚在司法所门口,不给钱不让走,打的出租车也被对方拦了下来。无奈之下,我只得把身上全部的钱都掏了出来。同时再次报警。” 原点:究竟是撞人还是扶人 江先生决定让事件重回原点——娃娃当时究竟是撞人还是扶人?于是,江先生和达州电视台全搜索栏目记者取得了联系。另外还做了幅广告牌,自个举牌站在正南花园附近,他希望寻找到更多目击者,以便将问题彻底弄清楚。 因为媒体的介入,事件引发关注。特别是当地警方的一纸通报,更是将这种关注推向了高潮。通报中,警方明确:“现查明,蒋婆婆系自行摔倒,并非由三个小孩推倒(有3名目击证人证实)。”“综合调查相关情况,蒋婆婆、龚某某(蒋婆婆的儿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决定对蒋婆婆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违法人员蒋婆婆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同时对龚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 不可能每一次纷争发生,都有一个摄像头忠实地记录下一切。实物证据的欠缺,往往成为还原相关“扶老案”最大的软肋。因此,事情最后沦落为一团乱麻。不计事实真相的调和,往往成为了不少“扶老案”最终的解决路径。 对此,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谈方表示,达州警方这一行为,具有在全国范围内首开先河的特殊意义。 举家搬迁,这个家庭做了艰难抉择,“这完全违背了以前的计划” 改变的人生 不期而来的“委屈奖”,让已经沉寂的事件,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 5000元奖金中,小江受到的“委屈”更大,得到了2000元。小余、小杨则是每人1500元。中国好人网表示,主要是表彰他们能够在事件中起到坚持正义、揭露事实真相这一作用。 不过,也就在拿到奖金没多久,小江一家再次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那就是将2000元奖金返还给了中国好人网。江先生表示,虽然经历了许多,“但最终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正义。退回去,只想让这点钱能帮助其他的人。” 为此,江先生专门和儿子进行了沟通。经历过不分青红皂白的一耳光后,江先生开始重新定位父子间的角色定位,“把钱退回去是儿子最后做的决定。” 除退回奖金外,江先生还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儿子转学。为了照顾儿子,江先生和妻子也不得不离开达州。“这主要是从孩子安全角度出发。” 举家搬迁,这是这个家庭的艰难抉择。“毕竟,我们已经在达州买房了。这完全违背了我们以前的计划。等孩子大些了,我们再考虑,是不是再回达州。” 同样的纠结也发生在了另外两个孩子家庭。 2013年事情发生时,另一个涉事孩子小余的父亲余先生39岁,但已因先天性肝硬化已从单位办理了病退。余先生的家住在达州市达川区南外镇,小余在市中心的学校读书,出于对娃娃的安全考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便没有接送过小余的余先生拖着病体,开始每天准时接送小余,这一接送就是半年,直到半年后,小余的爷爷奶奶在市中心买了房子,小余开始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余先生才放心下来。 事件的另外一方,蒋婆婆孙子介绍,最近两年,蒋婆婆的身体还算健康,但在生活中仍时不时会提起这件事,一提起来就会流眼泪。“我们仍在继续寻找证据以证明清白,我们并没有放弃。”对于别的问题,蒋婆婆一家不愿回答。 退回奖金后,江先生一度拒绝接受采访。后来又表示,需对现在他所在的城市保密。“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我们现在只想安静地生活。” 时间悄悄改变着一切。小江今年11岁了。慢慢地,他已从阴影中走出来,重新变得活泼好动。只是,江先生一家规划的达州团聚,从原先的指日可待变得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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