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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家住陕西省吴起县的杨登科考入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杨登科激动得难以自抑，开始在心中规划未来的学校生活与工作生活生计。 这年7月，杨登科欢喜地带着录取通知书去办理户籍迁移手续。 谁承想，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竟劈头盖脸地给他来了句：“你的信息和手续都是假的！名字也不是你的吧？”
杨登科 “什么意思？我就是杨登科，名字仍是我爸取的呢！”杨登科一头雾水，听得糊里糊涂。 “不对，档案上显示：杨登科的户口已经迁往延安市农业学校。早在1999年8月就迁走了！”工作人员据理力争。 杨登科当下比较着急上学的事，便也没仔细看档案或是与工作人员继续争执。随后，他到村里办了张证明，就顺利前往大专就读。 直到三年后，即2005年，完成学业的杨登科被分配至吴起县人事局。正当他准备入职时，又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你的档案是假的，我们不能录用你。”工作人员一本正经地说道。 杨登科瞬间火大：“不可能！我就是我，怎么还会有假？” “我们这里显示，‘杨登科’目前在乡镇工作，所有的身份信息和你提供的资料一模一样。” 杨登科顿时心惊，开始将此事与三年前的往事联系起来，而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被人顶替了！ 那么，顶替杨登科的人究竟是谁呢？名落孙山，父母支持 “难道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 杨登科的脑海中溘然闪过一个荒诞的念头，而后又摇了摇头，当即打消了奇怪的想法。 通常来说，户籍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不大可能会出现冒名顶替的现象。除非有人暗箱操作，勾连内外，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户籍转移走。 杨登科冥思苦想，搜寻一切可能的线索，总算想起了1999年的一段往事。
杨登科 杨登科，出生于1982年，家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孩子，备受父母的疼爱。 而杨登科本人也十分争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家中的骄傲。 1999年，杨登科参加陕西省中考，对于考试成绩胜券在握。 在当时，考上中专可包分配工作，因而“中专”成了许多考生眼中的香饽饽，反而普高无人问津。 为了改善家中条件，减轻父母的负担，杨登科同心用心只想迈入中专的门槛。 因此，在填报志愿时，杨登科决心信念满满地填写了延安市农业学校。
谁承想，杨登科日思夜想，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期盼多时的中专录取通知书。 对此，杨登科陷入深度自我怀疑，几日不吃不喝，如同行尸走肉般瘫在家里。 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顶着烈日四处奔走为儿子找关系。 眼看着临近金秋，开学在即，杨登科深知自己考中专无望了。 就在他自怨自艾的时候，父母给予他极大的安慰与鼓励。 “科儿，考试失败一次不要紧的，再爬起来就好了，不管怎样，家里都会供你继续读书！” 就这样，父母东拼西凑1800元，为杨登科交了吴起县中学的学费，获得了一个“借读”的名额。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盼，杨登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起早贪黑，卯足劲学习。 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杨登科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顺利被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机电系录取。 紧接着，杨登科去当地派出所办理迁户手续，却被告知户口已经迁往延安市农业学校了。 然而，杨登科未出社会，涉世未深，根本不知户口被迁走意味着什么。
此时的杨登科被考上大专的喜悦冲昏头脑，便在他人建议下去办理了“黑户”，将身份证尾号由“0434”更改为“0436”，心想先应付大专的入学再说。 可杨登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个小小的疏忽几乎断送了未来的工作与人生。 移花接木，盗用学籍 2005年，刚从大专毕业的杨登科正在翘首以盼地等待即将分配的工作。正当他来到县人事局提交档案时，又被告知档案信息有误，无法分配工作。 杨登科同心用心只在意工作的安排，情绪也没控制住，与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吵了几嘴。 对方一脸无语，再次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你的档案缺乏初中学籍，我们没法接收。且杨登科目前已参加工作。”
杨登科 随后，杨登科仔细看了所谓的另一个“杨登科”的档案，发现他的姓名、相片以及所有身份信息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中考之后的经历。 这时，杨登科的心里五味杂陈，沉思了好久，才想出一种可能性。 按理说，凭借杨登科中考时的成绩，考上延安市农业学校绰绰有余，而他之所以收不到录取通知书，说不定就是在路上被人截胡了，连他的档案与身份也被人顶替了。 通常来说，考生的录取通知书寄出的地址有学校或村镇乡镇府的邮局。由于邮局管理较为宽松，也并非不会出现领错或冒领邮件的事故。
杨登科的初中毕业照 与此同时，杨登科又想起了一段小插曲。在他读大专时，一次放假期间，偶遇到曾经的初中老师。 “前段时间偶然得知你在铁边城乡政府当干部了，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才发现是另一个人。你说当年有没有可能有人偷偷拿了你的录取通知书和档案呀？”老师半开玩笑地说道。 不外，当时的杨登科并未放在心上，只是当做玩笑听一听就过了。 直到现在，杨登科才将所有线索一一串联到一起得出结论：有人移花接木，窃取了他的学习成果！
杨登科 此外，这件事一定不是简单的失误。假冒的人需要通过教育局、村委会、居委会多关才能达成目的，可见是计划与蓄谋已久的阴谋。 那么，究竟是谁假冒了杨登科的身份呢？ 冒名顶替，仕途顺利 带着一连串疑惑，杨登科找到了另一位“杨登科”的信息，此人住在甘肃庆阳华池县紫坊畔乡黄庄村，距离杨登科所在的村庄仅有8公里的路程。 此外，这位冒名顶替的“杨登科”已将名字改为“黄登科”。原来，黄登科原名黄世权，年纪与杨登科差不多大。
1999年，黄世权考取中专落榜，失望至极。正当他打算放弃学业，外出打工时，他的父亲黄耀明已经为他打理好了一切。 开学前几日，黄耀明塞了一个厚厚的纸袋给儿子，上面赫然写着“延安市农业学校录取通知书”，且附带着一张“杨登科初中学籍证明”。 “爸，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会有别人的录取通知书？”黄世权一脸震惊地问道。 “这是爸花3000元买的，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安心上中专，现在就把名字改了，叫‘杨登科’。” “那这个人怎么办？他还能上得了学吗？” “你放心，爸已经打听清楚了，这小孩去读高中了。”黄耀明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示意他放一百二十个心。
而后，黄世权注销了原有户籍的所有信息，将名字改为“杨登科”，并顶替杨登科的身份成功就读于延安市农业学校。 毕业后，黄世权参加事业单位招聘，被吴起县的铁边城镇农技站正式录用。 2004年，黄世权将户口由延安南市派出所迁往吴起县城镇派出所。 2006年，黄世权以小时候被过继给舅舅为由，将姓氏改为“黄”，全名黄登科。 2007年，黄世权在干部考察中表现优异，荣升为副镇长。他的照片、身份信息都被光明正大地粘贴在吴起镇的街道公办栏里。 而后，黄世权又连续晋升为街道办副主任，乃至副科长。
自打黄世权冒用他人的身份后，人生直接被改写，仿佛开挂了一般，越走越顺畅。 除了稳稳当当的事业单位铁饭碗外，黄世权还有车有房，并创办了家族产业，经营罐车、铲车、加油站等。 然而，与黄世权不同的是，杨登科的人生轨迹却在不断走下坡路。 由于部分档案缺失，人事局无法将杨登科的档案放入人才交流库中，以至于他分配不到任何工作。 因此，杨登科只能硬着头皮四处打工挣钱，像个飘渺的浮萍一样无处可依。
只要一想到黄世权冒用自己的身份过上了顺风顺水的生活，杨登科便怒火中烧。盛怒的杨登科找到黄世权本人，控诉他盗窃自己的学籍，向其索要赔偿。 不料，黄世权先是死不承认，后又态度恶劣，没好气地说：“当初的交易说得一清二楚，这个身份归我了，现在怎么着？看我做上干部了，想讹我是吗！” 杨登科完全听不懂黄世权在胡说八道什么，只一心想要回自己应得的赔偿。 为此，打2005年下半年起，杨登科几次三番向相关部门检举黄世权。此外，杨登科还隔三差五到黄世权的家门口闹，索要赔偿。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官位仕途，黄世权曾通过中间人联系杨登科，表示愿意出30万了结此事。
然而，在杨登科看来，30万根本无法挽回他近乎失败的人生。黄世权见杨登科软土深掘，便不再理睬了。 就这样，杨登科开启了自己漫长的申诉之路。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终于引起了吴起县监委的注意。 通过调查，监委发现，黄世权的确存在冒用他人学籍获取毕业证书的嫌疑。 此外，黄世权在参与考试以及选拔时，也有意向有关部门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2018年8月28日，黄世权被开除公职与党籍。 对此，黄耀明对儿子的处罚愤愤不平，曾在后续采访中表述：“当年的学籍户口不是我强买强卖的，而是杨登科父亲主动给我的，他说杨登科要去念高中了，不上中专。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我前后给了他3000元作为酬劳，他也收下了。” 杨登科得知此事后，气得嗓子眼直冒烟。然而，父亲杨志安已于2016年去世，杨登科根本无处得知此事的真相。
杨登科（右） 反倒是黄耀明，自2006年起，经常开着铲车去吓唬杨志安。 为此，杨志安生前多次挽劝儿子：“不要上诉，不要再讨公道了，黄家都闹了好几回，小心他再把脏水反扑到你身上。” 法院判决，两败俱伤2019年，杨登科将黄世权、原延安市农业学校等告上了法庭，要求恢复自己的学籍与名誉，并赔偿183万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20万元申诉费与路费、50万元精神损失费以及100多万元冒名领的工资。 在杨登科看来，183万元一点也不算多。
杨登科 为了寻回自己的身份，杨登科耗费十几年的时间奔波维权，光是申诉费与路费都花了三十几万。 此外，杨登科的婚姻也因此事彻底断送了。妻子因不满杨登科天天外出维权，决然提出离婚，并将唯一的孩子也带走了。 后来，杨登科在一家车行打工，一个月只能领到三千元，勉强糊口。 面对杨登科的控诉，黄家也采取了反击。他们找到了当年见证学籍买卖交易的中间人，让他们出庭作证明。
2020年2月，陕西省吴起县法院判杨登科败诉。理由如下：杨登科与黄世权双方父亲私下交易学籍，双方均有过错。且黄世权毕业后并非直接接受分配，而是参加考试应聘的。 而黄世权已被除职，不再侵犯杨登科权益。总之，此案由两家父亲 过错导致，属于行政行为，法院不予受理。 看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杨登科的心凉透了大半边。 如今的他已过不惑之年，却一事无成。他始终不愿意相信父亲会为了区区3000元卖掉自己的学籍，可父亲已经入土，他又该找谁申冤？ 当记者问及杨登科还要不要坚持上诉时，他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当初的义愤填膺，只是淡淡地回答：“我现在的经济情况也不好，之前搭进去太多钱了，找到新证据再说吧。” 如今，杨登科仍未摆脱此事的阴影，更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希望他能够尽快讨回一个公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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