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启蒙老师"如何参与新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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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老革命今年已经一百岁了。他走过新中国建设的道路，也走过经济改革的征途。这位传奇老人就是袁宝华。

就在近日，国家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徐绍史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立峰前往慰问发改委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老同志，为他们颁发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并送上慰问金、慰问信，其中就有袁宝华。袁宝华虽然没有参加过长征，但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今年春节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和发改委党组副书记何立峰也曾去看望了袁宝华。

) r& O* d7 p' t/ ^1 Q徐绍史看望袁宝华

政知圈（ID：wepolitics）注意到，在去年5月《袁宝华文集》面世之际，“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在那次活动中，不仅袁宝华本人公开露面，卸任后极少出现的前总理朱镕基也来为袁宝华“站台”。

在文集的代序言中，朱镕基深情地说，“宝华同志是我参加工作后的最早领导，也是我一直努力学习的榜样。1951年夏，我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当时宝华同志担任计划处处长，我刚出校门，不知道如何工作，更不知道如何待人接物，宝华同志就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对人谦和，从不疾言厉色，总是使你感到他对你的信任、肯定和支持，让你敢于大胆地去工作。”

“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

袁宝华1916年出生于河南南阳市南召县，到今年刚好100岁。

袁宝华18岁考入北京大学，在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入党，“七七事变”后曾回到家乡做了三年的地下党工作。1940年后前往延安，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袁宝华前往东北，1949年进入东北工业部任职，主管计划处。从1949年从事经济领域工作开始，一直到1988年他从第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他在国家经济部门工作了四十多年。有人说他“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

袁宝华将自己贡献给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这四十多年刚好是建国后最初的四十年，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到打下夯实基础的四十年。这期间，他曾担任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冶金部副部长，物资管理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务。在这中间，他于1985年5月到1991年11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时，他还曾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大党委书记靳诺和原人大校长陈雨露看望袁宝华

后来，袁宝华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会长、中国物资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推出了“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对2到3名在管理创新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企业家授予该奖项。目前，这是中国企业管理的最高奖项。获得该奖项的企业家包括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和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等。

作为代表团一员前往苏联谈判

袁宝华在中国经济建设初期承担过的一项重任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就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援助项目，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等人进行谈判。

1952年8月，以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袁宝华是代表团中的一员。袁宝华后来在文章中回忆了这次谈判，当时，周恩来向斯大林讲述了中国的形势和要求援助的诉求后回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在苏联待到1953年6月才敲定谈判，签了协定后返程回国。

谈判过程中，苏联专家对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出很多质疑，而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和当时有限的经济条件，让中国的代表们在回应质疑时，有材料和数据上的空白。谈判当晚，袁宝华回到住处立刻开始联系中央相关领导请求国内方面的配合调研，并找出大量资料彻夜研究，对于一些尚需测量的数据，袁宝华也积极联系国内相关部门。

其中, 在讨论武钢的建设时，苏联专家认为包钢条件好，特别是有矿山，而对武钢则不太看好，还提出：“储量只有5000万吨的大冶矿藏，不可能支撑一个年产150万吨的钢铁厂。”

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武钢是“一五”计划的重要项目，为了这个项目能通过，袁宝华想尽办法，并请求国内尽快提供一些武钢附近的地矿资料。

等到“一五”计划的谈判终于结束时，签订了包括武钢在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项目的协议，共145项，加上后来补充的11项，援助项目一共有156项。这其中，当然有袁宝华的功劳。

五个文件揭开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序幕

袁宝华的国家经委岁月也让政知圈（ID：wepolitics）印象深刻。

1978年10月底，袁宝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日本考察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在访问过程中，代表团分组考察了新日铁君津和八蟠钢铁厂、鹿岛钢厂、三菱电气公司、小松工程机械公司、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松下电器公司和东芝电气公司等日本代表性的企业。

袁宝华回忆，在考察间隙，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日本的企业为什么能够搞活?我们的企业为什么存在许多问题?“(大家)都深感我们的企业必须进行改革，要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朱镕基和袁宝华在“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上

代表团回国后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进行汇报时，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在汇报时，袁宝华提出：“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我们差不多，后来我们两国之间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在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我们在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同时，必须注意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

代表团还向国务院提交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都十分关注，高度重视。这个报告后来经余秋里、康世恩同志批示印发下去。这个报告影响是不小的。”

袁宝华2003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1979年初，李先念同志找我，提出要国家经委认真研究一下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我们就要求国家经委研究室搞了一个扩权条例”，“最后形成了扩权十条。”

“在原来那种管理体制下，企业已经进入死胡同了，财物规定管得太死，管得很不合理。”袁宝华说，“例如冶金部门搞设备大修，财政部门规定大修不许变样，首钢搞高炉易地大修，财政部反对，为此我与财政部吵了一架。”他强调说：“计划经济这一套束缚经济发展，所以要改革”。

扩权十条建议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认可，财政部和经委反复研究，拿出五个扩权文件，后来国务院发布了这五个文件。“企业的改革试点开始了，可以说，扩权让利五个文件揭开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