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农民不愿卖地换钱：进城混得不好还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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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对农村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这变化的背后，中国农民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态度，也开始转变。

记者的家乡在江苏的农村。这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省份，但高强度的开发，使得土地资源的使用几乎到了极致。从2010年-2014年，江苏人均耕地面积已从1.03亩下降到0.81亩，已接近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0.8亩“耕地警戒线”。从2010年-2014年，江苏耕地面积减少了649万亩。事实上，江苏全省能够复垦的土地已微乎其微。2010年江苏省国土开发强度研究报告显示，省会南京剩余开发空间仅为1.93%。同时，中央已在有意核减、压缩江苏的土地使用面积。

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农民对土地的态度越发珍惜。2016年春节期间，6个年龄加起来接近500岁的老人异口同声地说：不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过去多年的工作当中，记者也曾多次接触到类似的情况，但所有反对的理由都是同一个：“补偿不到位”。事实上，一旦地方政府和企业支付给农民足够的“费用”，则农民们的反对声浪也会就此平息。

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据记者了解，和补偿金无关的是，有36位农民联名申明不希望土地被卖，希望保留土地经营权。他们认为，国家建设的机场、高铁、高速公路等项目发展需要用地，大家同意把口粮田奉献出来支持国家建设，但是，“我们不需要政府给的补偿，我们还希望继续种地，能不能请政府领导从周边就近的地方协调？”

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出现了转变？举一位75岁老人的例子。

这位老人说，“如果土地上交，表面上看是得到了政府的一笔钱，不过钱没有了可以再挣，但土地（经营权）没有了就永远没有了。”

他进一步表示：“即使我的小孩将来在城市混不去了，至少回农村还有点地可种，解决温饱，可如果连地都没有了，那就彻底什么（保障）都没有了。”老人举例说，他的一个亲戚上交地后分到了房也分到了钱，但因为“败家”最后“连口饭都吃不上”，“混得差的子女回乡后根本进不了农保，因为不是农民”。

事实上，和此前通行的“补偿金”商业逻辑不同，这些农民们秉持的是农业逻辑：手上有田，地里有粮，心中不慌。

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南京大学教授张玉林认为，农民认为土地带来的保障更加明确，土地的稀缺导致土地不断增值，这在经济发达地区已是非常明显。

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刘志彪教授表示，农民进城意愿不高——用土地去换钱换房，意味着农民对稀缺性的资源——土地的认知已到了很高的程度。

“过去考大学进城或通过各种关系得到的城市户口，和现在用钱买房子获得城市户口，是不一样的。”一位老人这样对记者说，“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我都不想用土地换房子换钱，也不想进城市，更不想住高楼。”

“小块土地虽不能确保农民‘致富’，但至少可以保障基本生存，而城市定居之后假如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情况可能会变糟。”张玉林对记者说。

这些民间观念的变化，无疑给基层地方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

“持这种想法的百姓越来越多，这是合理诉求，原则上可以，我们必须要尊重，要想办法解决。”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对记者说，实践中也做了零星的一些尝试，有效果，但需要更高层面的协调。

有村级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以最小的一个村民小组而言，在分田到户后，基本上还保留了部分“集体土地”，以应对一些可能的突发情况，但后来在实践中发生了变化：土地全部分到位或者剩余的部分转为了集体企业用地。

事实上，这种转化为集体企业用地的方式，使得江苏苏中苏北地区的集体企业近些年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是苏北地区农村致富和脱贫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现在，对于一些地区的农民来说，以往“用地换钱”的普遍通行思路，已经开始有所转变。

那么，选择就近土地置换可行吗？

“我们填了一些沟渠，或者在一些孤寡老人转到养老院后，将他们的宅基地和口粮田单独拿出来平整，用了这些办法来进行耕地的平衡，但这已经做到了极限。”上述乡镇书记说。

更多的情况是，原则上可以“以地换地”，但现实中大多数地方缺乏可操作性。有基层官员对记者说，如果百姓不要政府的钱、房就基本没有办法了。

“没有可以调配的土地，因为红线已经划定，谁都不敢动。”上述乡镇党委书记说，关键是，红线以外的土地，早已“纳入发展规划”。而一旦提出要“以地换地”的百姓越来越多，就需要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