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精神疾患小伙涉嫌偷手机，监管期间不幸病亡，看守所被认定需担次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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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都江堰19岁精神疾病患者易思忛在看守所监管期间发病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家属认为其羁押期间健康状况恶化，看守所负有责任。

4月2日记者从易思忛亲属处证实，司法鉴定机构已认定看守所在易思忛死亡中存在监管责任，应担次责。

4月9日，四川省高院就此案国家赔偿事宜组织双方开庭调解。 代理律师周兆成和易思忛家属

看守所担次责

司法鉴定认为，看守所过错与疑犯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易思忛的大姨山浩告诉记者，亲属已拿到四川省高院赔偿委员会的通知书。

“根据此前的司法鉴定意见结论，孩子在羁押期间，看守所医疗机构对他的疾病诊断不及时，治疗及救治不够得当，诊疗行为不符合临床规范，违反了相关法规及规章，其过错与孩子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为次要责任，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能按次要责任来进行赔偿。”山浩介绍说。

四川省高院赔偿委通知书载明，法院赔偿委审理家属和成都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国家赔偿一案，经研究决定于4月9日上午9时30分，在省高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协商。

精神三级残疾

19岁小伙涉嫌偷手机被刑拘，4个月后看守所内病亡

山浩介绍，易思忛和姥姥、姥爷及父母一家5口是成都市都江堰市人，2001年9月易思忛出生，被诊断为发育迟缓、情绪障碍、智力缺陷。2018年，成都安定医院诊断为精神残疾。2020年6月，都江堰市残联核发的残疾证显示，易思忛属于精神三级残疾。 残疾证显示易思忛是三级精神残疾

山浩提供了易思忛母亲的残疾证，“我妹妹是精神二级残疾，我妹夫是轻微弱智，夫妻俩都是智力残疾。”

2020年7月2日下午，不满19周岁的易思忛出门玩耍后再未回家。家人以为孩子可能走丢。7月3日晚，接到都江堰市蒲阳路派出所民警电话，说孩子因为偷手机被抓。

7月4日，都江堰市公安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易思忛涉嫌盗窃罪被刑拘。

因为疫情原因，直到2020年11月4日，家人得知孩子病重。山浩表示，孩子的姥爷被带到成都市看守所后，被告知孩子已于当日11时左右病亡。

11月6日，山浩陪同家人在殡仪馆见到了孩子的遗体，“孩子瘦得皮包骨头……”山浩告诉记者，看守所的监控不允许拷贝，不能拍照。查看2020年10月19日至10月30日的监控，她看到孩子瘦骨嶙峋，一脸疲惫。从10月24日开始，孩子出现呕吐、腹痛症状，多次不停地上厕所。 图为易思忛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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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认为看守所应担责

“我在监控里能看见，他们查监控看不见吗？”

成都警方2021年10月曾通报称看守所监控显示，易思忛曾主动向监友分食，其未报告严重疾病。对此，家属并不认可。

“孩子最后一个星期，已经极度虚弱。我在监控里能看见，看守所查看监控看不见吗？”山浩表示。“他们说孩子没有报告严重疾病，孩子本身就是残疾人，他就不知道患病，一直胆小不敢见人，他再难受再疼痛，也不知道说。”

山浩表示，案发至今，家属仍不知道孩子为何偷手机。“民警只对我母亲说外孙偷了个手机，我们可以给人家赔偿啊。我们后来在法院卷宗里看到，孩子始终都没有说他偷过手机，他没签过字。”

山浩表示，孩子已经死亡4年多，“遗体还在殡仪馆，2021年7月，警方把遗体送到成都市东郊一家殡仪馆解剖做的尸检。”

4月9日中午，山浩告诉记者，“今天上午在四川省高院组织下，孩子的家属陈述事实时太过激动，法庭叫了休庭，下午继续进行调解。”

申请国家赔偿

“看守所认为他们没有责任，说孩子因病正常死亡”

山浩回忆，他们亲属拿到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后，曾多次找成都市看守所，“我们指出来鉴定认为他们有责任，但看守所反驳说他们没有责任，说孩子是因病正常死亡的。我说这是你们请的鉴定机构作出的结论，他们也承认这个鉴定，但不承认有责任。我们又多次找成都市公安局和四川省公安厅。”

山浩告诉记者，4年多来，他们从看守所、市公安局一直找到省厅反映，都没结果。2023年5月18日，他们向四川省高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2023年10月15日，法院开庭，律师质证，法庭要求进行调解。”

看守所未回应

监管的疑犯死亡是否担责，副所长称“不好答复”

4月3日，记者联系成都市看守所一位副所长，对方表示：“按照相关规定，媒体采访需要通过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你要想了解这个事情，就先联系他们。”

记者询问易思忛死亡看守所是否承担相应责任，对方回应称“不好答复”，说完即挂断电话。

记者联系成都市看守所医疗大队队长，询问是否通过看守所监控发现易思忛有患病症状，是否及时送医或通知家人，对方并未正面回答，只是表示易思忛是因病正常死亡，别的不愿多说，随即也挂断了电话。

成都警方回应

看守所监管符合规定程序，嫌疑人系因病猝死

成都市公安局2022年12月28日出具的一份刑事赔偿决定书显示，经审理查明，2020年7月3日，犯罪嫌疑人易思忛因涉嫌盗窃罪被都江堰市公安局刑拘，同日羁押于都江堰市看守所，7月29日转成都市看守所羁押。2020年8月7日经都江堰市检察院批捕。

2020年11月4日凌晨3时许，易思忛生病报医，医生诊断后进行药物治疗。7时许，易思忛晕倒，报医后自述腹痛，医生嘱密切观察。9时许，医生巡监时发现其出现表情淡漠、意识不清、小便失禁等情况，办理所外就医手续，由看守所送抢救，10时48分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2022年3月，经司法鉴定，易思忛罹患脑肿瘤、癫痫、门脉性肝硬化，符合肝功能衰竭、肝性脑病而猝死。 图为司法鉴定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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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山浩告诉记者，“孩子以前没有检查出患过这些病，他也没有犯过癫痫，平时也没有什么毛病，就是智力差。”

这份刑事赔偿决定书还显示，2022年8月，据司法鉴定，易思忛为尸体内脏及外表未见机械性暴力形成的新鲜损伤，尸体口鼻周围及颈部未见捂堵扼压痕迹，尸体血液、尿液及胃内容毒物化验，除检出抗癫痫药以外，未检出其他有害成分，故可排除因机械性损伤、窒息、化学毒物急性中毒死亡。

成都市公安局认为，看守所对易思忛监管期间，整个过程符合《刑诉法》《看守所条例》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未发现有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其身体伤害或死亡的事实。

其生病报告后，看守民警均及时通知医生到场进行诊治，无拖延、拒绝通知医生治疗等情况。易思忛的死亡系因病猝死，申请人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的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相关规定，决定对家属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代理律师观点

相信高院能公正审理，合理确定赔偿责任

易思忛亲属委托的代理律师周兆成证实，易思忛亲属已向四川省高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庭审已经结束。法院也在积极组织易思忛亲属与成都市公安局和四川省公安厅进行调解。

周兆成介绍，4月9日上午9时半，四川省高院组织双方调解，由于案发至今已经接近5年，一直没有解决。易思忛的亲属突然情绪失控，法院不得不宣布休庭。下午的调解从14时半一直持续到17时。

“目前主要是卡在赔偿金额上。一方面悲剧的发生，易思忛家属存在实际物质损失，包括未来的丧葬费用以及产生的合理费用等；另一方面，易思忛家属遭受的精神创伤是不容忽视的，失去亲人带来的痛苦很难用金钱衡量，但法律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需要考虑家属的精神痛苦程度、家庭情况等。”

周兆成指出，在国家赔偿中，如果赔偿义务机关被认定为次要责任，次要责任承担的比例通常在20%-40%之间。“本案中，由于看守所过错明显，我们认为应该承担接近40%的赔偿责任。”

周兆成表示：“我认为在公民被羁押期间，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有保障被羁押人员生命健康安全的职责。死者易思忛因涉嫌盗窃罪被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期间，因肝功能衰竭、肝性脑病而猝死。看守所对易思忛疾病的诊断不及时、治疗及救治不够得当，诊疗行为不符合临床诊疗规范，其过错与易思忛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过错建议为次要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看守所的主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因此，成都市公安局作为成都市看守所的主管机关，应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有不作为情形，且与公民在羁押期间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起案件涉及多方过错，尤其是看守所的医疗错误和延误治疗，导致易思忛的死亡，也给家属带来巨大伤痛。我还是相信四川省高院一定能够公正审理，合理确定赔偿责任，抚慰死者家属的伤痛，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尊严，也希望能为死者家属争取到应有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