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过程中两次偏离了轨道”，知情者谈警察踢打霸凌他人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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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随便便的小事，怎么就在网上吵了起来？”张易镇本与流量并无联系。

这里位于西海固，是多民族的聚居区，也曾是深度贫困的帮扶地。镇里的六盘山以红军长征闻名。除此之外，鲜有人关心。

但现在，一场网络世界的反转让事情变得不同。

11月23日，社交平台出现短视频：身着制服的派出所民警正在踢打穿着校服的孩子，尽管孩子捂着头，仍然被踹在地上无法动弹。一位母亲在背景喊叫：“张易镇执法人员打红庄小学12岁的娃娃！”播放量不断飙升，执法人员被斥责“滥用公权”。

仅过一天，乡镇所在的宁夏市固原市公安部门发布警情通报：11月22日15时许，张易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电话报警，称其孩子在学校被同学马某某多次殴打。副所长王某出警，在找到擅自离开的马某某后实施踢打行为。

一时间，副所长的形象从“执法不当”扭转为“惩治欺凌”。

舆情看似得到解释，其中一些事实依旧模糊不清：孩子间的行为究竟是偶发斗殴还是长期欺凌？派出所调取监控与执法的过程是否合规合理？

令我好奇的不只是这些真相，也是真相之外，当地的职能部门、社会公众在应对舆情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处理暴力，面对孩童教育时的姿态。

于是，我决定去这座小镇实地看看。

小学校门外，积雪仍未融化。一件“小事”，只是闹大了

11月26日，固原刚下过一场大雪，通往乡镇的道路上仍然结着冰碴，几乎不见人影。与此不同，当地的打印店热闹非凡。

店主周雨梅已经忙不过来。她看到殴打视频后的第二天，就有网友纷纷打电话询问，“能不能给王副所长做面锦旗？”两天时间，打印店已经接了四五十单生意。

“网上闹得太大了。”周雨梅说。她和店员展示电脑上的锦旗模版：落款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旗面上大写着“正义执法、理所应当”“重拳打击、民心所向”......她的丈夫每天把锦旗送到数十公里外的张易派出所，拍好视频、配上音乐，点击量蹭蹭上涨。周雨梅感慨，没想到流量到来如此意外、轻易。

没过几分钟，这番热闹就被警察的到访打断。

“你们的头儿是谁？咱们店24号是不是做了十几个匾？”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进打印店里。身后跟随的执法人员拿起手机，开始在店里环绕拍摄。

“没有做过匾，只有锦旗！”周雨梅争辩道。

“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的！”警察加重语气，“现在网上给公安送东西的太多了，不仅有锦旗，还有牌匾、花。”

周雨梅有些委屈，“我也知道要有底线，人家掏了钱我们总得做。”

对面的态度缓和下来，“你们理解理解，网上乱七八糟视频太多，这活就尽量别揽了。”

打印店的电脑上，有之前做过的锦旗模版原来，人们在现实世界里远比网络平静。

说到欺凌，周雨梅流露出不解，“我从没听孩子说过学校有啥霸凌。想不通为啥会有，是不是功课太少了？”她看了看锦旗的落款，“你看啊，送的网友都是外面的人，说明霸凌在大城市比我们严重。”

一旁的妹夫加入讨论，“换句话说，那些被霸凌的孩子都长大了，心结还在呢。”在他看来，欺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才是网友情绪高涨的原因。

但更多人感到“寻常”，事件之初似乎成了娃娃间的“小打小闹”。

汽车从打印店一路驶向张易镇。途中一位老人拉着我絮叨，村里娃娃打架很多。“随随便便的小事情，在派出所就能解决，怎么在网上就吵了起来。”

“事儿本身不大，只是被舆论捅大了。”本地基层工作者周翼从小在乡镇里长大。他记得，小时候不管是被同龄人，还是被老师、民警打几下头、踢几下脚，都是很常见的事。“如果不是严重的踢踹，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

我从乡镇的基层人员口中得知，目前事件究竟是“斗殴还是欺凌”，的确没有定性，后续便要认定男生是否多次对同学实施暴力行为。

于是，我便想去事发的学校找找线索。

张易镇离固原市区有30分钟车程欺负同学，不止一回？

27日早上7点半，我候在红庄小学门口。此前我多次拨打学校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本地人告诉我，张易镇目前只有两个小学。一个在镇上，另一个便是红庄。随着许多村小都在陆续关闭。一些住在10多公里外的孩子，也得赶到红庄小学上课。

在这里，一些成年人对我表现出警惕。“什么欺负的事？我没听说过。”学校外的便利店老板干脆戴上耳机，不再作答。一些家长看到我走近，纷纷转身离开。

孩子却格外直率。许多小学生和我指出，马某某不止一次对同学实施暴力行为。

“我知道打人的事。”一个三年级的女孩点点头说，那位六年级的马某某经常打三年级的同学，有一次把同学的手抓烂、流血了。对方去和老师反映，“老师也管了，说了他，没什么用。”另一位女生附和，她也见过，当时被打的同学受伤没有特别严重。

“欺负的事有过，不是经常的。”另一位三年级男生表示，自己看见过两次，老师已经批评过了，马某某还是要打那两个男生，踢人家的肚子。

他们告诉我，马某某住在学校旁的村庄，当天被他欺负的两个孩子住在10公里外的西吉县某村。

殴打事件的发生地点便在马路通往小学校门的巷子当我距离事件的核心越近，说法却随着村庄的不同显得割裂。

在马某某所在的村庄，两位村民否认欺凌的存在。“其实娃娃就是正常的打闹。”村民海丽说道，马某某的父母在村里谋生，一共有三个孩子，两个都在念小学，“孩子才12岁，能做些啥？”海丽提高语调，“民警怎么能打娃娃呢？”

红庄小学二年级家长刘顺却说，马某某的霸凌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学校里的大哥大，时常欺负低年级学生，问一些学生要钱。”自己的女儿也被马某某勒索过，有家长报过警，派出所口头教育过几次马某某，“实在是没有办法。”

“他是个小霸王，所长就不应该被撤职！”按照刘顺的说法，这次被马某某欺负的两个孩子是三年级学生，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自己的亲戚，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他在村里的好朋友。“这次就是他俩报的警，现在他们的小孩都在医院里住着。”

我进一步询问，持不同观点的两方都道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此时，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身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便服的男士，“你是哪里来的？不能在这边随便问。和派出所报备了吗？”对面开始抄起手机报告对我的发现。我不得不选择离开。

从村庄回来后，我来到位于原州区教育局寻找答案。

在此前的报道里，教育局工作人员曾表示，孩子间是偶发的斗殴，不存在长期的霸凌。

但当我据此询问，对方并不承认这一信息，表示无法回应。“这个他们还在调查处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反复强调，公安有专门的调查组在进行调查，没有接到上面最新的反馈。

当我说到“欺凌”两字，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头摇得厉害，一边和同事作出“嘘”状，一边向我摆手拒绝。“这个我们不能接受采访，要去联系宣传部门。”

清晨，在马某某村庄的道路上空无一人偏离轨道的执法 难以接触的核心

欺凌与否的事实显得模糊，我将关注转向了另一头的执法人员。

明明惩治欺凌是合理的诉求，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一位了解此事进展的基层人员和我说，执法在过程中两次偏离了轨道。

11月22日下午报警后，王副所长带着值班的民警来到学校。结果在拦截要逃跑的马某某时，王副所长的执法行为不当。“主要是踹了那一脚。”他指出，在一般非紧急情形下，民警的执法不能实施暴力行为。

根据这位基层人员的说法，当天晚上双方就进行了私下调解，孩子去医院后做了CT、彩超等检查，有轻微的软组织挫伤，费用由王副所长垫付。

结果周六一早，马某某的母亲又来到派出所。当时另一位民警陪着她到学校去调取监控，并由她拍摄了视频。这一监控能辐射到学校大门外的小道，刚好就记录下了前一天王副所长殴打孩子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是违规的！”这位基层人员指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规定，民警出警必须要两个人及以上。尽管警察有调取监控的权利，必须走派出所内部的报备程序并征得同意。但民警自己带着当事人母亲拍摄了学校的监控视频，事后发在了社交平台上。当时一共有四个监控，双方协商后删除了其中三个。

。当事人此前在张易镇派出所担任副所长一职基层人员坦言，到了周六下午，视频已经在网络上发酵。乡镇平时遇到的事件不少，这么大的舆情可是第一次。

“热度高的好处就是整不了猫腻，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按照这位基层人员的了解，涉事的执法人员目前都得到惩处。王副所长被撤职，调取监控的民警也要被处分。“在党政机关里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撤职只比开除低一级。”

他同时告诉我，一旦马某某的欺凌得到认定，双方不选择和解，档案就会一直跟着他升学。“谁都逃不了。”

在此期间，我试图离事件核心的当事人更近一些，但接触比想象中艰难。

11月28日下午，我来到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局。门口的保安拒绝了我的到访，给了我办公室主任的电话。拨通后对方得知我的记者身份，电话就挂断了。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目前情况就是通报里那样，有最新的进展会告诉大家。

就在当天，刘顺和朋友取得了联系。疑似被欺凌的孩子家长说，事件还在调查中，自己和之前一样，什么也不能说。

几天里，我试图去医院、学校、村里寻找当事人的身影，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有些事，好好说不管用

在寻找的过程里，我渐渐捕捉到人们觉得“寻常”的缘由。

在张易镇，一些家长知道欺凌的存在，却无能为力。

赵流芳是红庄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学校的事特别多，说不明白。”她和我谈起，身边有孩子的课本，让同学从教室的窗户丢了出去。也有孩子开学之后一直让家长买钢笔，后来家长才知道是一直被别人抢文具。

有一回，赵流芳的女儿在放学告诉她，自己在排队时，让一个一年级的女孩用胳膊肘捅到了一边，态度很恶劣。“赶紧告诉老师。”赵流芳和女儿说，但孩子第二天回来哭诉，老师批评后那个女孩就开始骂脏话，扬言自己的哥哥在六年级，小心过来打她。

“我能咋说，有些事没得说。”赵流芳强调，好好说真的不管用。

另一些人和赵流芳有所不同。刘顺面对孩子被欺负的姿态颇为两极。

刘顺的女儿被欺负后，回家告诉了爷爷。刘顺得知后有些不以为然，“我就想着这不是一次两次的，小孩子打个架很正常，咱们就不管了，没受伤就行。”

如果受伤了怎么办？他突然激动起来，“那我就过去揍他一顿。”他随即有些得意，自己十六、十七岁的时候还和马某某的舅舅打过架。不止有这次的派出所副所长，之前马某某调皮时，也被其他人踢过一脚。

许多村民和我交谈，从自己小时候起，一代又一代都是这样：如果不用暴力面对暴力，很容易处在不利、弱势的地位。他们强调，前提是不能违法。

我感到矛盾，“以暴制暴”是否成了应对欺凌，一种无奈的手段？

我尝试将这一疑惑询问教育律师李文。他长期关注校园欺凌。他告诉我，大家面对欺凌往往很看重“堵”，也就是惩罚。

其中的确有许多宽松的地带。李文说，派出所可以依法对欺凌者进行训诫，责令家长管教，这些在未成年学校保护规定和预防未成年犯罪法里都有依据。但如果要诉诸更加严厉的处罚，行为要足够恶劣。构成犯罪的话，如果是未成年人，也只能送到专门学校进行矫治。

李文感慨，当欺凌者得不到足够严厉的处罚，用暴力进压制，似乎成了短期内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很多家长、老师只看到孩子肢体上的受伤，忽视他们受到的精神伤害。

他表示，大家很少考虑“疏”，从孩子心理的根源上做些什么，教会他们应对冲突、解决冲突的能力。明明法律和教育部的条例里有规定学校要成立防止欺凌委员会、法治副校长，建立起欺凌行为的报告制度。但城里的学校能做到的都很少，何况在乡村的学校？

“毕竟比起惩治，教育的效果短期内是看不见的。”李文说，很多时候，这是一个漫长、无形的过程。

一个难解的教育困境？

我逐渐意识到，矛盾背后似乎有着更深的社会根源。

空心与留守早已是陈旧的话题，却仍然是西北乡村真实的境遇。一位年迈的村民告诉我，早前当地的人们很多会留下种地、养殖牛羊。随着土地的流转，牛羊肉的市场行情变差，一些人到固原城里打工。现在有劳动合同，有保险，人们就能带孩子来上城里的学校。

但许多人仍会把孩子留在村里。刘顺开始诉说自己的苦衷，“这个地方以前很穷的，你不知道吗？我就在外地打工讨饭吃。”他和朋友都是很早地结婚、 成家，生下孩子后没了抚养的钱，跑到外面谋生。照顾孩子的责任，又落到了爷爷奶奶身上。

“我也不想没人送嘛，你说对吧。”刘顺说，有时他也想关心女儿，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周雨梅则和我说起教育资源的难处。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已经初三，另一个还在上小学一年级。孩子总和她说，学校里都是快退休的老教师，要么就是来乡村服务的免费师范生，教完几年书就会离开。他们喜欢有活力的年轻老师，学校实在留不住他们。周雨梅抱怨，这些老教师教书是有经验，和孩子们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交流，关心孩子在课业之外的生活。

在和李文交谈的过程中，他反复和我强调心理教育、家校协同对防治欺凌有很关键的作用。“家庭始终是第一道防线，要发现孩子的心理诉求，及时地进行疏导。”

但现实与愿景形成割裂。乡村根源性的经济、教育困境，让人们对孩子心理境遇的关心，似乎是一种空谈。

11月底，随着冰雪消融，舆情也在小镇逐渐消散。总有人试图从中吸取教训，做些什么。

赵流芳看到，25日，女儿从学校拿回来一张预防校园欺凌的告知书，要求家长签字。告知书的末尾写道，“家长作为孩子成长中的陪伴者和引导者，需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让我们共同努力，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但刘顺并没有关注到告知书的内容，“前天学校让家长签字，都是我父亲签的，我压根不知道是啥。”

学校发的预防欺凌通知书。图源社交平台某家长

我仍未得到事件的全部真相，却试图写下自己的观察。当我带着采访的落败准备回家，刘顺也早已开车从外地回到村庄。一路颠簸期间，他和我不停发着语音：“刚刚村外有了一个大陡坡，怎么被挖沙子的砸烂了。”“据说今天来了记者，还有很多车。”......

他絮叨着村里新奇的变化，在外多久，他都要回到这里，思念着这片土地上最亲近的人们。

（文中当地人士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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