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女子陪老总喝酒，四扎红酒下肚，在宾馆醒来后发现衬衫穿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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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安全是社会中一项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女性相比于男性，生理上处于弱势，因此更容易遭受到伤害。比如酒桌上，男人喝个伶仃大醉，顶多出洋相；女人若是喝断片，说不定会被酒局上的有心之人“趁机而入”。 在浙江余姚，曾发生过这样一起因酒局而起的惨痛案例：离异少妇陈女士是一名酒店营销员，平时工作的内容是为客户订包厢。由于她外形条件姣好，性格活泼开朗，业务水平精湛，在酒店中常年蝉联营销冠军。

陈女士人脉广，认识不少大客户，这其中就有俞老板。他是一位公司的董事，其公司正好位于陈女士工作单位的楼上，因此经常在陈女士这里预订会议室。这天，他又拨通了陈女士的电话，为三天后的项目会议预订包间，陈女士按照往常惯例拿着预订单去楼上找俞老板签字。就在签字中途，俞老板突然邀请她晚上参加酒宴，称宴席上有三位“大名鼎鼎”的老总，可以引荐给她，以便日后增加出单量。

陈女士听闻欣喜若狂，她并未多想，因为俞老板是老客户，此前也曾给她推荐过优质客户，因此她立马就答应了。然而她却没有想到，这次酒局经历，成为她人生的阴影和污点。 晚上，陈女士下班后欣然赴约。在酒桌上，俞老板亲自给她倒红酒，陈女士未作他想，与酒桌上的众人豪饮。作为一个经常应酬、陪酒的营销人员，陈女士甚至比一些久经酒局的男人还能喝，最多可以喝一斤半58度白酒，所以这点红酒她根本不在话下。

在聚会中途，由于陈女士喝了太多酒，突然感到“内急”，于是暂时离开了一下酒桌。等到她回来后，看到刚才空空如也的酒杯又被俞老板斟满红酒，顺手就拿起来尽数灌下去。然而不知为何，这杯红酒却让陈女士困意顿生，她来不及疑惑，就缓缓倒在酒桌上。

等到陈女士再清醒过来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她刚坐起身，便感到身体有一种熟悉的异样感。并且陈女士发现，她身上的白衬衫有很多褶皱，且被反过来穿着，下半身的西装裙被随意地丢在地板上。很显然，这一夜陈女士身上发生了难以启齿的悲剧。

当第二天白天时，陈女士去派出所报了案。经过检测，她体内确实可以检测出男性的生物证据。根据陈女士的回忆，警方认定，她很有可能被人下药，所以才会失去意识。他们迅速锁定了嫌疑人俞老板，将其控制起来。然而就在此案调查期间，陈女士接到一通荒唐的电话。这通电话是俞老板的哥哥打来的，他隐晦地提到，只要陈女士息事宁人，他可以给出10万元的“补偿费”。陈女士怒气冲冲地把他骂了一顿，决定为自己的权利抗争到底。

然而，在派出所中，俞老板却否认与陈女士熟识的事实，称他们两人只是第一次打交道。对于陈女士提出曾在宴会上离席，红酒中疑似被下药，俞老板也绝口不提。由于调查时距离此事发生时间过长，警方未能在宴会所在场所提取到相应的证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陈女士在意识模糊时被人侵害。这起案件最终的结局并未被公开，如果证据充足，那么俞老板及其哥哥有可能涉嫌强J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J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J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部分案情披露，侵害陈女士的人可能是俞老板或其哥哥。如果俞老板哥哥是实质的侵害人，那么俞老板及其哥哥可能成立为共同犯罪。俞老板负责下药，成立为从犯，而俞老板哥哥实施强J，为主犯。 另外，在案件发生过后，俞老板的哥哥为了掩藏罪行，曾试图利诱陈女士，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辩护人的义务：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无论俞老板的哥哥是嫌疑人之一，还是嫌疑人家属，他私自联系受害人陈女士，以金钱利诱她改变案件陈述，扰乱司法秩序，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纵观这起案件，我们会发现，陈女士虽然酒量很不错，但依然可能成为被害的对象。女性因酒局遇害的事例数不胜数，归根结底是由于酒桌文化的弊端。在酒桌上，领导劝酒、同伴灌酒，女性基于人情、工作、上级压力，不得不陪酒。如果警惕心不足，很有可能让歹毒之人趁虚而入。在陈女士一例中，她正是由于中途离场，让歹人有机可乘。在酒桌上，杯不离身是基础的安全防范措施，如果中途离开酒桌，再回来时，可以请求服务员更换酒杯。不过保护自我最保险的做法就是直接拒绝饮酒或拒绝参加酒局，虽然工作丢了可以再找，然而人身安全一旦受到侵扰，恐怕再多的金钱也难以弥补。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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