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x9 I8 K) g% Q% p2 r% t- a/ [9 Z+ w" I4 S) t
师范生王瑜毕业于2023年,大学生活中有三年都在疫情期间,她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一点,找工作时被HR拒绝。* T/ K6 w) B) f; y8 j* z
2024年9月,刚刚离职的王瑜给一家教育机构投递了简历。和HR的交流最初还算顺利,后来,HR突然问王瑜:“你是去年毕业的吗?”
7 W4 P6 p- C5 R! i0 C8 X8 n得到了肯定回答,HR追问她疫情期间学了哪些东西,最后,他以王瑜在疫情期间完成课程,缺少实操训练为由,拒绝了她。: h9 o5 j' U2 m; f; {
王瑜的遭遇并非孤例。2024年10月,有媒体报道了多名应届毕业生求职中遭歧视的现象,在部分企业HR口中,和王瑜类似的学生被称为“疫情班”学生。一企业负责人直接向媒体表示,不接收2022届至2024届的毕业生,并称在自己交流的圈子里,“普遍对疫情班的孩子们不太认" q( R& g' r7 }3 s/ }; A
) i v4 I) }! a3 h可”
0 k4 W |5 ^% X
6 a: S2 R6 \" S- A7 }4 D. b歧视的另一头,是竞争愈发激烈的就业市场。2024年3月,北森基于过去一年的数据,呈现了一份招聘趋势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招聘供需指数整体走低,企业对人才愈发挑剔,优秀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备受追捧,普通人才或面临过剩。
% \ B, V& Q8 [, ^. f根据教育部统计,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同比增加21万。% w8 [; h2 c. M% ~
“疫情也不怪我们。”王瑜气愤地甩下这句话,把那个HR拉黑了。但求职还要继续,和王瑜一样的“疫情班”应届生,依旧要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就业市场中,与自己的“身份” 展开对抗。6 O. h' L8 J% P% s
“不招上网课的” 2024年6月底,许彤从湖北某公办本科毕业,她面试的第一家公司那里,她就听到了对“疫情班”大学生的歧视。
9 b7 b; a) A# W- [! M+ P" b6 r- Z1 r$ T! ~
面试当天,许彤排在小组第二位。面试中途,一个领导走进来询问HR面试情况,“来的人是哪个批次的”。听说当天的面试者大多是2024届应届生,他直接向HR表明,今年不招应届生。; M2 x' n. g5 E, F8 I1 F# r
“(2024届应届生)都上网课,学不到东西。”领导当着许彤的面对HR说。. L8 F4 j8 x4 g, B+ p" R) w% N& w
许彤的第一反应是“莫名其妙”。她立刻反驳对方,上网课只是没有和老师在一起上课,但课堂内容都是老师实时直播,“在教室正常上课不也有人不学吗”。但领导只是来了一句“反正不招上网课的应届生”,就离开了面试间。随后,HR以不接收应届生为理由拒绝了许彤。
9 ?& S1 E( z4 J“当时感觉打击还挺大的。”许彤说。被拒绝后,她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和后来面试的四五个应届生挨个聊了聊。她发现,与自己同届的毕业生得到的答案都一样:公司不接收应届生,即使他们的应聘岗位、专业都不相同。相比之下,有几个往届生则成功应聘。
: h$ S0 I7 z [) r7 M9 m“网课”成了一种负面标签。2024届的郭菡毕业于西安的一所二本院校会计学专业,2024年9月,她在招聘软件上投递简历后,HR要求查看她的手机电量使用排行,还说“疫情班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一边上网课一边玩手机”。" ], m+ u; E, A+ ]
这个标签在求职中被频繁提起。
9 L8 f; n M0 s; t
! H3 K! g- v) @: z后来还有两次,许彤在线下面试时直接被企业告知,2024年的毕业生大多通过网课完成大学课程,能力很有可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0 P7 @# o2 o6 z- C而郭菡回忆,2024年6月以来,“疫情”“网课”相关的问题总会在求职过程中冒出来,面试官会问她,是如何在网课中学习的?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d' d6 A" U4 |4 t d/ F0 O
面对标签,解释往往不管用。即使郭菡回答了HR的问题,得到的反馈依然是,她学的东西“还有点浅薄”,需要企业花过长的时间去教。
" |; X1 q2 s1 S/ q! z& ~在被HR质疑时,王瑜马上表示,自己只在2020年集中上了一个学期的网课,其他时候大多是线下上课。在校期间,作为师范生的她还会经常接受试讲训练。
6 f* J3 Y, H8 f可HR并没有改变想法,反而回了王瑜一句:“你们这一届毕业的技能没学好,事儿还多。”& L1 N9 x1 D" c; K- P
被第一家公司拒绝后,许彤思考了很久。她感到委屈,但又觉得企业的考虑“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回想起本科的网课学习阶段,她觉得上网课确实“全靠你的自制力”。没有自制力的人,“你就真的是什么都学不了”。
+ T2 s$ a- @, ^* Y
4 K' z- w. u$ b- F4 n% M她并不否认疫情给2024届本科生带来的影响。2020年2月,当时还在读高三的许彤就开始上网课。上大学后,网课一直持续到大三上学期。而比较重要的课程恰恰集中在网课期间,到了大三下学期,专业课的数量减少,专业学习已经步入尾声了。
" U" k( ~) P1 r4 C& Q4 ~4 \9 W. \( k3 x. U" L
许彤发现,室友在上网课后变得懒散。大一刚开始,大家会在寝室一起写作业,一起讨论。后来一直上网课,室友似乎觉得网课内容不重要,也不再认真完成作业了,常常是等许彤写完,她们再拿去抄。' d- W1 D7 H$ `5 I, b
许彤所在的动画设计专业看重实操。上网课时,学生需要一边用手机听课,一边用电脑操作正在学习的软件。等到她终于入职一家公司,发现与自己同届的一个毕业生连最基础的建模都不会,许彤因此也有了猜测,“可能是因为上网课”。
& n. ?/ O) T" \, [8 y- H: {9 H这自然同样是企业的顾虑。据封面新闻报道,一位2023届毕业生在参与2022年的秋季招聘时,进入到一家大型食品股份公司的一轮面试,线上会议中,包括她在内的三四名学生被面试官提问:“你认为三年(上)网课的学生,配得上我们的薪资吗?”' z; C* S5 ~: G, U
网课之外,部分学生还缺少校外实践。一位前地产公司重庆地区HR告诉南风窗,他注意到“疫情班”应届生的校外实践经历有所减少。一直以来,该企业都会筛选出有3段及以上校外实践的应聘者进入面试,而在“疫情班”中,至少50%的人校外实践少于3段,过去,这个数字只有大约30%。: j9 }! h8 I2 `( ^& J
“其实非常多对于社会的基本认知、对于整个世界的概念是应该在大学的时候完成(形成)的。”上海浦东某企业负责人张岚认为,疫情使当时的在校生少了一个了解社会的过程,“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和我们是不一样的”。3 q; l/ i" q+ b9 _9 `
6 w4 }: S! C1 V3 D0 h7 w
而这种认知缺乏与差异,会表现在工作的细节中。例如当下流行的“社恐”“i人”等标签,在张岚看来都意味着“没有与社会相处的(能力)”,她也遇到过不少缺少沟通能力的应届生。此外,张岚也发现“疫情班”应届生做事比较拖拉,一件周四应该上交的工作,她很难在周三看到成果,一定要等到周四下班前才会收到。& v- K1 x) [1 I
“当然现在这个都算比较快的了,更有甚者是在周四晚12 点之前。”张岚说。自2020年至今,她的公司招收了20余名应届生,但2024年春季,她决定不再进行校招了。1 F7 Q5 ]- U1 ~' z
并非所有应届生都是如此。许彤也在网课途中睡着过,“有两三次”。但作为预防,也因为担心自己上课走神,她会把没有回放的每节网课都录下来,每天晚上再复盘一遍。# i2 O6 \# C0 ^) k/ J6 k4 g2 _7 n
王瑜上网课的时间更少,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大三时她曾去一所学校实习,也曾多次接受教学培训,内容从授课知识点到仪态、教案书写都有涉及。她们并不觉得自己与往届毕业生有能力上的差别。2 A T, d/ W9 B. a
但对应聘者的鉴别和培养也是一种成本。一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坦称:“有差的就有好的,只是对于公司来说,分辨成本太高了。”张岚则认为,与其花时间精力培养那些愿意学习的应届生,不如找一个本来就与企业有共同认知的人,“就不需要再去培养一些在我们看来是常识的问题”。8 i3 a/ x5 k( v8 z/ N7 X
这背后是企业自身的成本压力。张岚告诉南风窗,停招应届生也与企业发展的困境相关,目前企业发展困难时,在简历阶段就淘汰应届生是压缩用人成本的举措之一。
/ p0 E5 [; e0 L D1 K: h$ E
( H* S6 C5 X" j5 [" d“比如我今年要招 10 个人,可能会收到 500 个简历,疫情期间(毕业)的可能占 200 个。”在张岚看来,她不需要去筛选那200份简历,“因为我(多看200份)得到的效果,和我在(剩下的) 300 份简历当中得到的是一致的。”
% {2 W9 F$ j& {' F. m/ ?! j4 E+ N能力的好坏,不直接取决于是否在“疫情班”,但坏就坏在嫌隙暗生。
4 Y2 q0 Z4 T) f& i/ P# V* f' e
参加工作一个月后,许彤发现,和自己同届毕业的一个员工连最基础的建模都不会。连许彤自己也感到很奇怪,那一瞬间,她的脑子里冒出一个猜测:“可能还是因为网课。”
7 `) @6 ~3 x, m- @% W @类似的联想广泛地在人们脑海里发生。人类学学者袁长庚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年轻人群体,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身边的学生常常主动把自己归为“疫情期间上大学的一代”。这种身份认同指代了很多东西:比如上学期间缺少机会、没有办法享受大学生活、不比往届竞争力强,“他们自己也在嘀咕”。在袁长庚看来,疫情是否真的带来了他们担忧的那些“缺陷”,还无法轻易下定论。但他确实感觉到这种身份带来的自我怀疑,“他们会没有自信,或者说是有更多的不安和焦虑”。5 G+ D6 t8 ~; i- B
自我怀疑会形成一种思考的回路。前不久,袁长庚的一个研究生有些不适应读研的生活,两人交流时,学生就提到,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封校的一代”,没有太多外出锻炼的机会,遇到不顺就很容易有挫折感。% o/ M/ U6 O( b# }3 w/ B
袁长庚很意外,“出了问题之后,他们会自己去回溯(到疫情),这个连接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 i7 ~1 Q$ J" ~2 p% ]而标签的存在,可能会遮蔽很多真实的问题。从身边做HR的朋友那里,袁长庚看到,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他们对大学生也会有一些想法或偏见,例如实操能力不强、过于脆弱和自我等等。一旦有了“疫情班”这种说法,不论是在HR还是应届生心里,这些本来存在的问题“可能就被放大了”。2 t, g- G) Y! m# j) p; l {
$ u! |9 e. T' f- a8 j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比较害怕某一个标签或者身份被创造出来,因为它几乎无一例外地就会把人归因,然后做简化,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偏见出现。”袁长庚说。% R: h" [; e w5 W7 p; ?
如今,许彤已经工作近三个月了。入职之初,HR直接告诉她,因为她是在疫情期间读的大学,公司担心她的能力不足,所以在入职前几个月,许彤的工资会比其他同事低。8 T" b# V8 i* `' O) Q
这是她终于得到的机会。在此之前,因为屡屡遭遇“疫情班”偏见,原本想在重庆发展的许彤,一度想要回家休养,“那段时间确实受打击比较大,我就想如果找不到我就回家吧”。后来面试成功,即使HR提出了这个条件,她也想“好好干”。 r) _9 Y0 c4 N
入职一个多月后,许彤发现自己的工资涨了一千多。她打听了才知道,因为领导看见了她的能力,她的工资涨了回来,和其他员工持平。; Y* |# ^* p8 D& p, D, I$ c2 ~
“用实力说话。”许彤依然不认为自己和非“疫情班”毕业生有什么区别,“我甚至觉得我比他们优秀啊”。许彤说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0 B8 H9 t; d4 I& Z
/ K# A+ g0 \; O2 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