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大国关系复杂微妙、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下行风险之际,会议的召开将向世界传递何种信号?
APEC相关海报 最近几天,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从11月11日开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将在那里拉开帷幕,将吸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学者等数万人参加,共商亚太发展大计。 这是美国自2011年以来首次主办APEC会议,距离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诞生正好30年。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大国关系复杂微妙、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下行风险之际,这场重量级多边会议的召开,将向世界传递何种信号? 30周年:具有纪念意义 作为亚太地区级别最高、范围最广、成果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机制之一,APEC成立于1989年,旨在促进地区贸易和可持续增长,现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21个成员,覆盖全球38%的人口、47%的贸易和61%的GDP。各成员领导人每年举行会晤,并发表成果文件。 从11月11日开始,本年度APEC高级财政官员和部长会晤将在旧金山率先启动;APEC CEO峰会将于11月14日至16日开幕;最重磅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5日至17日举行。 这是旧金山自1945年作为《联合国宪章》签署地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活动,也是它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旧金山当局预计,会议将吸引数万名各国宾客,带来约5.5万次酒店住宿和超过5000万美元的收入,有效促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改写当地“末日循环”的叙事——居民外流、房价下跌、财政困难、治安堪忧。 据美方介绍,今年会议的主题为“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有韧性和可持续的未来”,目标是建立“相互连接、创新和包容”的亚太地区,将重点讨论包括可持续发展、数字化、妇女经济赋权、贸易便利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健康在内的经济问题,并突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进展。 有评论称,今年APEC会议的议程没有去年曼谷会议提交“亚太自贸区(FTAAP)驱动规划”那样雄心勃勃。 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认为,今年的会议主要有两方面亮点。 从时间看,“今年不仅是美国自2011年以来首次主办APEC会议,也是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机制确立30周年。”刘晨阳说。1993年6月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推动下,于西雅图举行首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是APEC举行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美方希望突出的时间节点,具有纪念意义。” 从内容看,“今年美国提出的三个议题(互连、创新、包容),与APEC2020年在马来西亚制定的《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布城愿景)的三根支柱相呼应。”刘晨阳解释道,布城愿景从贸易和投资、创新和数字化、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三个方面作出安排,作为推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主要路径。今年美国主办会议的主要思路就是为更好地落实上述愿景注入一些实质性内容。 地区合作:面临路径之争 随着会期临近,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出席情况、可能发生的大国互动备受关注。比如,中美领导人的潜在会晤、美方是否向俄方发出邀请、印度领导人是否会受邀出席边会等。就在11日APEC会议周开幕前,美国财长耶伦于9日至10日在旧金山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为期两天的双边会谈,旨在进一步稳定双边经济关系,并在关键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
7月8日,耶伦会晤何立峰 舆论普遍认为,过去30年,在APEC引领下,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成功的因素之一在于,聚焦经济发展议题,避免受到其他议题的干扰。如今,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变局下,亚太经济合作处于转折点,面临不确定因素,地缘政治竞争就是其中之一。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碎片化并行发展的态势较以往更明显。”刘晨阳指出,区域一体化进程面临挑战。 一方面,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但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短期内很难彻底扭转。全球贸易投资仍处在低潮期。亚太地区要走上经济强劲增长之路,仍要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政治因素对区域一体化形成干扰。尤其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并于去年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后,地区合作出现亚太、印太两个路径之争,现有依托大型自贸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的一体化推进路径受到冲击。 “亚太路径和印太路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刘晨阳指出,亚太路径聚焦于区域经济合作,广度深度不断拓展,从最早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到包容增长、可持续发展、卫生防疫、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符合所有成员共同利益。所谓印太路径,掺杂地缘政治布局的色彩,其背后是“印太战略”这样一个安全和地缘政治框架,无法满足地区大多数成员通过区域合作、谋求市场开放、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诉求。因此,印太路径显然不能承担推进区域一体化的作用。 不过,从机遇的角度看,刘晨阳认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亚太地区仍承载着国际社会的期待。作为今年东道主,美国能否避免像特朗普政府时期那样一味强调“美国优先”、单边主义,而是从亚太区域合作的大局出发,与中国和其他成员进行更多协调,共同发挥积极作用,值得密切观察。 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在APEC平台以及亚太经济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也承载着外界的广泛期待。 自1991年加入APEC以来,中国的平均关税已从39.5%下降到2021年底的7.4%左右。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外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自2013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发出开放与合作的时代强音。 刘晨阳认为,中国在APEC平台所扮演的角色,已从初学者、参与者慢慢变成贡献者、引领者。 “APEC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为中国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多边经贸体制打开一扇大门。”刘晨阳指出,正是利用APEC自主自愿的市场开放机制,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提高了市场开放水平,也为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发展提供巨大机遇,使得很多APEC成员从中受益。这是各方高度认可的成就。 刘晨阳回忆起2014年中国主办北京会议时的场景,与2001年首次主办APEC会议有着明显不同。“北京会议达成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包括亚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互联互通蓝图、全球价值链合作蓝图等,为APEC中长期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凸显了中国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引领作用。” 更为难得的是,“中国从加入APEC之日起,就充分考虑区域合作各方利益诉求的多元性,以及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注重平衡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刘晨阳指出,中国在打造合作框架、确定合作原则时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中国对“茂物目标”时期“两个轮子一起转”(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合作模式的确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眼下,在APEC平台可能面临一系列复杂局面的情况下,
中国的引领和协调作用更显重要耶伦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活动上发表讲话。机制:保持主渠道地位 “这将是一届史诗般的APEC会议。”近日,旧金山街头的公交站纷纷贴出醒目的广告牌。站在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时间节点,APEC对亚太和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与其他诸多经济合作平台比,它又有何特殊之处? “APEC的成立,为亚太这个地理概念赋予区域经济合作的丰富内涵,具有开创意义。”刘晨阳指出,如今,其特殊意义可在全球、地区两个层面观察。 全球层面,人们普遍认为,二战后形成的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等)在合作成效、运转效率等方面暴露出不足,总体处境较为艰难。在此情况下,作为多数国家的最优选择,APEC、G20等冷战后成立的大型合作框架在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协调成员利益立场方面所承担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 亚太层面,在APEC过去30多年的引领下,各成员参与更高水平区域合作、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得到满足,合作意愿和能力水平有所提升。下一步,面对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不同模式、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区域合作机制,APEC的协调者作用、创新规则的孵化器作用、凝聚共识的平台和抓手作用将进一步突出。这是APEC具有巨大潜力的根本原因。 展望未来,“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内外因素错综复杂、地区碎片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APEC能否保持其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推动各方找到合作共识、维系地区整体向心力?这是最宝贵,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方面。”刘晨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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