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打工2年回老家:儿子挣脱已不认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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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见面，是在一个由鸡圈改建的工棚里。

当时，他刚来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搞项目，常去北五环外一些建筑工地做探访。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赶末班车去，路过一间工棚。工棚的门板缝隙很大，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瞧里边坐了俩人，是他没见过的两个工人。李大君推门进去，认识了老何兄弟俩。

那一阵儿，李大君结识了很多像老何这样，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遭遇让他震惊，也触碰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2009年，李大君和伙伴们注册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进城务工群体中“劳动权益最难保障、生活条件最为艰苦、文化生活最为匮乏的建筑农民工”。

后来，他干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环外的打工者聚集区。跟人合租一个小院，算上厕所一共5间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不见阳光，冬天烧蜂窝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块。

连同行都说他：你与这些服务对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

“没有呵。”李大君笑嘻嘻地说。“吃完晚饭，串串门，聊聊天，我觉得挺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觉得跟老何他们交往，让他整个人更接地气，对社会更有敏感度。

一

李大君是个80后，生于1981年，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后，他曾在一个贫困的彝族小村子待了3年，还在昆明的一个建筑工地打过3个月的工。但来北京工作后，跑工地、见工人，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虽然从不偷懒，但也没激情。”直到有一天碰着一件事，刺痛了他，人像是被激活了。

那是在一个高档楼盘工地，57岁的农民工老潘，在连续35天，每天不低于11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后，猝死在工地地下室的宿舍里。

一起干活的工友告诉李大君他们，老潘是干杂工的。分给他一块大石头，用四个拳头大的铁锤，一点点砸碎。一天必须砸完，不然这天就没工钱。“到了下午，他说心口疼得厉害，但硬是撑到把一天的活儿做完。回来难受得没吃饭，就直接去床上躺着。因为没钱看病，想着睡一觉也许就好了。”

深入探访后，李大君看到了工人们的生活现状：不削皮的土豆，用清水一煮就是午饭，连基本的热水都没有。糟糕的宿舍环境里，只有36伏低压电，也没办法烧水。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工人吃、喝、洗、涮都得用冷水。

“工人干了活，却拿不到工钱。老板用自制的饭票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工人拿着老板发给的饭票，去老板娘开的食堂买饭，去老板娘开的小卖部里买烟、买酒。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高出市面价格一倍。”

“病危的老潘，能用饭票去工地外的医院看病吗？打工出来时，从家里带了200元钱，买火车票花去一百多，到他死时，身上只剩下一块五毛钱。”

“我就想起了我爸，想起了1994年，我们家那个惨淡的春节。”

李大君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那年腊月，村里一起去北京打工的人，见工钱不好要，开始陆陆续续返乡。那时欠薪已经出现，但讨薪还不知找哪个部门。“老板愣说自己没钱，拿不到工钱的工人，在最后离开工地时，把能顺走的东西都顺走，以此做补偿并化解内心的愤恨。”

但父亲迟迟不归。

“听回来的人讲，我爸打工的工地上的人几乎走光了，就剩我爸一个人。工棚没有暖气，食堂也停火了，老板连个零花钱都不给。他们说我爸即便冻不死，也得饿死。”

“奶奶和妈妈每天都很焦虑。”因为没电话，连个通信地址都没有，她们只能干着急。“那时，我开始非常想我爸，或者说，我第一次开始想念他。”

一向被村里人认为憨傻、实在、不善言辞的父亲，在13岁的李大君眼里，却是一个严厉的人。“眼睛一瞪很吓人，而且爱喝酒，酒后脾气暴躁。所以，我一直跟他很疏远。”

“但是，这一次，我却非常非常想他。”

快期末考试了，每天放学回家吃过晚饭，小伙伴们就开始拿着蜡烛，打着手电筒或是提个灯笼，到村小学补习功课。“我总是踏实不下来，脑子很容易溜号，开始想他在北京怎么熬过寒冬……”

终于，腊月廿八夜里，父亲一身寒气地回家了。

除了一件油黑发亮的棉大衣和一床油黑发亮的被子，父亲给他带来一件过年穿的新衣服——小得如同紧身衣一样的浅绿色人造革夹克。离家已经一年了，他不知道儿子已经长大了很多。除此之外，他身无分文。

“后来听奶奶讲，等到最后，老板只给了我爸一点过年费。买了回家的车票，只剩50多块钱。临上火车，他在北京站旁边的服装店，用这些钱给我买了这件衣服。”

多年过去了，李大君说自己很遗憾，从未跟父亲好好地聊过，问问他当年在北京打工时吃得咋样，住得咋样，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干活累不累，都遇过啥事。“我只知道他是砌砖的，活很重，所以落下腰椎病。厉害的时候人都起不来，动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基本不能干活了。”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但作为最底层的建筑农民工，连这最底线的尊严都没有。”李大君的声音急促起来。

很快，他的语气就缓和了，“嘿嘿”地笑道：“咱不是愤青，发现了社会问题，不会光骂娘。我是积极的建设者，批评它是为了改进它，做我能做、可以做的事。”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二

头一回见老何，李大君跟他只聊了几句，“咦——，我就感觉，他跟其他工人不太一样。工地的总包、分包啊这些劳务关系，别人都稀里糊涂的，但他门儿清。”因为急着赶末班车，那天只聊了十来分钟。又接触了两回，李大君决定对老何做一次深度访谈。

连着访谈了三个晚上，就在路灯底下。老何晚上8点下班，谈到夜里12点回去，早上五六点又去干活。当时他46岁，正值壮年。老何上过高中，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他把自己这半辈子，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老何不到2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

有一年，他在广东惠阳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个活，是干风钻的。“工资好高啊，是我在长春做建筑时工资的4倍。”钻机开动后，四周灰尘弥漫，旁边人的面目都看不大清。“一天下来，鼻子里、嘴里、耳朵里都是灰尘。”第一天干完后，老何就给自己弄了个口罩戴上，但一块干活的风钻工，没有一个人戴。

“他们还笑话我戴个口罩，一个乡下人跑城里装文明来了。但我总觉得还是戴着心里踏实一些。”谁也没料到，十多年后，老何身边这些身强力壮的工友，很多人患了一种高死亡率的职业病——尘肺病。

在建筑工地打工，生活艰苦，常年风吹日晒，人看上去皮糙肉厚的。可一旦深入交流后，李大君感觉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粗粗拉拉的，也有很细腻的情感。“在他们粗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常年离家在外的老何，一谈起亲人，整个人都变了。他绵柔似水地说起第一次跟儿子分开再见时的情景，听得李大君眼泪都快出来了。

老何的家，在四川阆中大山深处一个叫何家湾的小山村里。儿子一岁多，两口子就下狠心：断奶、出门打工。

再回乡时，已是两年后。

“穷怕了，就为了多挣点钱，狠心连续在外打了两年工才回。”老何说。那年腊月初，夫妻俩就从北京动身。“走前，孩子问啥时候到挡墙垭合儿（下车地名），他们好在那儿接我俩。从北京回老家，一路要转三四次车。到了挡墙垭合儿，还得走很远一段山路，所以我就没告诉他确切的时间，只说到了地方再打电话。”

下车时，是下午3点多，走了一段山路，快要翻过一道山梁时，老何才给家里打电话。“我们登上山梁，就看见一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朝我俩跑过来，我父亲在他后面远远地跟着，大声招呼那小孩：慢点儿跑，别摔倒了。”

老何媳妇见状，扔掉行李朝小孩飞奔过去。等老何捡起行李时，她已经抱住了那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我父亲见他们抱作一团，也停下了脚步。那一会儿，周围好像都凝固了。”

望着眼前的老父亲和小儿子，老何鼻子酸酸的，喉咙像被堵住了。好一阵才挪到他们跟前，问那个不知所措，想挣脱的小男孩：“你是何小龙吗？”

孩子仔细把他俩看了又看，才肯定地点点头。然后，指着老何的父亲说：“那个是我爷爷，我婆婆在家里给我爸爸和我妈妈煮饭呢！”当孩子的“我爸爸”、“我妈妈”叫出口时，老何的媳妇已经泪流不止，孩子已认不得自己的父母了。

老何两口子一边一个，拉着孩子的手往家走。孩子很不情愿，也很怀疑，不时扭头看后面跟着的爷爷。老何这才注意到父亲老了很多，老眼噙满泪水。父亲抽噎着只说出了一句话“这几天，车不太好赶”，就开始帮他们拎行李。

后来，李大君陆陆续续地整理出一份老何的“打工史”，差不多有7万字。“他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建筑农民工，都是像老何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三

其实，老何第一眼见到李大君时，并不信任他。“戴个眼镜，细皮嫩肉的，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不是在工地干活的，是老板手下的人吧。”

因为石二东，老何才转变。

石二东跟老何同在一个工地打工，因为高空作业坠落，导致腰骨断裂。伤还没好，老板就不让他再住工棚，工地也不给饭吃，石二东被赶出了大门。

老何讲，那会儿刚过完年，天很冷，晚上还下起雨。“夜里，能听见石二东敲大门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央求着开门，我们都觉得他很可怜。”

“是大君和那些大学生志愿者，帮助了石二东。给他送衣服、送吃的，给点钱，买零食，还陪他走法律程序。我感觉大君他们，跟石二东的关系很单纯，交往时像亲兄弟，不像是跑来忽悠我们的，这才相信他们。”

再听李大君讲法律知识啥的，老何也能听进去了。像《劳动法》，两兄弟一条条读完，再结合遇到的事情一起讨论。

“人明明是在工地受的伤，为什么就不认账？有时为什么越是狡诈的人，过得反倒好呢？”老何想不明白。那一年，工地接连出了好几起安全事故。为这，老板专门从四川请了风水先生，杀鸡、洒血、祭鬼。前后花了十几万，却不愿花钱加强安全防护措施，更没给工伤工人一分钱赔偿。

李大君告诉老何他们，80%工伤维权的官司，都卡在劳务关系认定上，因为老板根本不跟工人签劳动合同。经过石二东这件事，老何有了自我保护意识，知道了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再在工地干活更加小心注意。可是打工多年，有经验、有技术的老何，注意来、注意去，还是摊上了事。

老何兄弟俩承包了一栋两层楼的墙模。由于工期紧，哥俩玩命地干，把行李搬到作业现场，连食堂都不去，最多时，连续干了28个小时。

老板还是不跟工人签合同，这次老何长了心眼。为了以防万一，干活时留下了记号：在塑料标签上，写上日期、姓名，然后绑在钢筋上，再打进混凝土里。每层楼、每个单元，都放几处地方，然后在小本子上把位置记好。

果然，完活后，老板变卦了。本来一个工是120块钱，现在只给100块。而且要等几个月后，年底再结。找来找去，到最后老板竟然说不认得老何兄弟俩。

“忍了这么多年了，我遇到过好老板吗？”躺在工棚里，老何说自己脑袋里像放电影一样，他想起了石二东，还想起15年前，一块儿在长春工地打工、受伤致残的堂哥。“15年了，农民工的地位提高了多少？要是再过15年，自己可能干不动了，可儿子正是打工的好年龄啊，难道他还要过像我一样的生活吗？”

“法律就像是国家铸的一口大钟，你不去敲它，它就永远不会响。”兄弟俩决定这次不忍了，要跟公司干一仗，用法律维权。

那一年，他跑了很多地方，农民工法律援助站、劳动监察大队、职工帮扶中心等等。

老何讲：“有些部门，我去了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是，只要有戴眼镜的人陪我一块儿去，态度就大不一样了。”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兄弟俩才从执行庭法官手里，接过七万七千元的支票。

一直关注老何案子的李大君，这样点评道：“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业内解读为建筑农民工‘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但在工友眼里，老何能赢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他运气好。

“老何确实运气好！”连李大君也承认。“他是我这些年结识的工友中，最幸运的一个了。他打工30多年，一路走到现在，人还能这么完完整整的，真的很幸运，但他老婆就没他幸运了。”

“她在河北工地受伤后，我们帮忙联系北京医院时，她人基本上瘫痪了。”

四

经一个当小包工头的老乡介绍，老何夫妻俩，去了张家口下边的一个县打工。

工地为了赶进度，让两组工人交叉作业。老何两口子干的是绑扎钢筋的活，他俩一边一个站在操作平台上。老何手伸在钢筋笼里绑，妻子在另一边扎，突然平台塌了。老何被悬挂在钢笼上，妻子一下子摔出去，掉在一堆钢模上。

“看上去，我老婆摔得还不算重，身上20多处皮肉擦伤，头上几个大包。但是一动她，就‘哎哟哎哟’地喊痛，不知里边伤了哪儿。”

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断了三根肋骨，要是住院开刀，好得快。但老板怕花钱，把人又拉回了工地。

“她疼得走不了路，我上去抱她，一抱人就疼得受不了。挨到下午，她一个劲儿喊疼，脸都紫了，人直哆嗦。我问她能不能忍，她摇头。”

“想送她去医院，找老板要钱，不给。小包工头是我老乡，给了几百块钱，我们才去了医院。”

没住两天，公司怕花钱，又哄他们回了工地。“别说给煮骨头汤了，连原先的床铺都被人占了，只好在一个角落里打地铺。”一周后，老何妻子全身浮肿，他找到公司，坚持送人去医院。到了县医院一检查，医生说病人体内已形成静脉血栓，得赶紧去上一级医院抢救。

转到张家口一家部队医院，“医生说我，你胆子太大了，怎么现在才把人送来。几个医生一会诊决定马上手术。上了手术台，一打开，治不了。血栓从脚上，长到大腿，再有几公分，就到肾了。要是到肾，人就完了。”

“医生说得立马去北京的医院，打开的伤口，也不给缝了，先贴上胶布。可是转到北京，我没钱呵！”那个主治军医，跟老何要了电话，把公司老板骂了一顿，告诉他，如果不抓紧，人有生命危险。“公司害怕了，让医院赶紧准备救护车，他们马上送钱来。”

救护车鸣叫着，拉着老何两口子，连夜抵达北京。好不容易挂上号，医生一看说得马上住院。

每天除了输液通栓，老何昼夜不停地在妻子腿上、身上按摩、揉搓。“医生说了，现在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就看她的造化了。”输了7天液，病情竟然好转了，又住了半个月的院，医生说可以回家了，但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老何的妻子回了老家，从此不能外出打工。作为妻子的代理人，老何又开打起这辈子的第二场官司，替老婆讨工伤赔偿。

这场官司，打得比老何想像的艰难和漫长。

“我给他算了一下，至少跑了10万里路。”李大君说。打官司期间，老何多次往返于四川老家、务工地与河北张家口之间。有次开庭时间赶在春节前，老何正在深圳忙着讨薪，恰好那两天拿钱。老何商量说，能不能缓两三天再开？法院询问了公司方，说不能等。

连夜，老何买了高价机票，从深圳飞到北京，再转车去张家口。开庭时，公司方根本没来人。老何感觉自己被耍了，气得咆哮起来。

每次去张家口，都是老何一个人去，他说不敢去多人，那要花钱的。官司打到中院时，李大君陪他一起去了。“大君怕我一个人，到时候反应不过来。”

“我自己去，住20块一晚的地下室，又潮又暗，基本没人住。被子全丢在角落里，得自己上去扒拉出一床盖。大君陪我去的那一次，住得稍微好点儿，40块一宿。”尽管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老何依旧拿不全该得的钱。申诉的路，看上去还是那么遥遥无期。

没有想到，胜利来得太突然。2015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两天，老何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河北的电话，法院让他火速到达执行庭，领取妻子工伤赔偿的尾款。

四年半啦，煎熬人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问起两场维权官司打下来，人有啥感受时，正走在北京街头的老何，突然在寒风中剧烈地咳嗽起来。缓了好一阵儿，他才用四川话，说了两句老家的顺口溜：官司莫打贼莫做，不死也得脱层皮。

五

这些年，李大君曾对100多个建筑农民工进行过访谈。

梳理他们的人生时，李大君发现，时代的每一场变革，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社会的每一次变动，都会迅速波及到他们身上。“蝴蝶震动一下翅膀，他们立马就躺枪了。”

去年11月底，李大君转了北京20来个建筑工地。“大部分都停工了，比往年提早。受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影响，农民工找活难、讨薪难。”

在几百个认识的建筑农民工里，李大君随机调查了40多人。2015年，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拿到工资全款，而且活少、难找。“像老何，往年能干200到280个工，去年只干了100个工。”

每到年底，李大君都跟老何他们聚聚。连着4年，他都是请农民工泡澡。在城乡结合部，包个便宜的澡堂子，喊上三四十号人，大伙一块泡。2016年春节前，刚从河南回京的李大君，打算请大家吃饭。

聚餐的地儿，在东南五环的西直河，吃自助火锅，一共来了十六七个人。除了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工人外，还来了两个小包工头。

包工头李建华，原先是山东一国企煤矿工人。“下岗哩！上北京混，莫名其妙地就干上包工啦。”他的身高有一米八，讲话底气足、嗓门大，一口浓浓的山东味儿。一顿饭吃下来，基本都他一人在说。

李建华管接活儿叫“买工地”。

流程是这样的：建筑公司有活了，先找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工人，得上劳务市场找人去。

“有一帮人背个包，天天在劳务市场蹲着，围着劳务公司转，专门替他们找干活的人，俺叫这种人是‘背包的’。一般俺在家听电话，有活了，‘背包的’打电话过来，谈成了，先要给‘背包的’好处费。”

年头好的时候，买一个工地，给两三千好处费。“2015年活少，好处费上万块。看今年的架势，买一个工地，怎么也得花三万。”

包工头也是分级的。李建华说自己是最底层的包工头，活到他手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层。“有一个活，经过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到我手上一共经过12层。哪一层不剥点皮呵。经的层越多，工人拿到的钱就越少。”

“给点零花钱吧！”接下活儿，干上十天半月后，李建华得赶紧向老板要点现钱，按工人人头要。“假如一个人，能要来100块，只给工人50。俺得先把买工地的钱拿回来，保证别赔了。”

2015年他还是赔钱了。李建华讲，往年干工地，挣钱的活多，这一年是保平的多，还有两个活儿，到现在都没拿到钱。“俺有一百来号工人，快过年了，让大部分人先回家，只留下20来个代表。我管吃、管住，天天就是上公司要钱去。就这，一天的费用也大了去了，快贴进去10万啦。”

他指着李大君说，“开始，听大君给俺们讲各种故事、法律政策，觉得真好！《劳动法》真是一部好法。可现实是，你按那上边的条文去做，根本做不下去。”

“有几个能像老何那样打官司的？反正俺手底下的农民工，去法院还没上庭打官司，人先打哆嗦哩。维权成本太高，打官司，光时间就能耗死你！”

要不来钱，那怎么办？

撸了撸袖子，李建华继续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咋办呢，聚一堆，堵大门呗。以前不给钱，就去堵工地大门，不让干活。现在，闹也没用哩。”

因为要工钱，他已经被揍了好几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头吃饭，“上来一伙子人，冲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鹰嘴骨砍掉了”。还有一回在工地，来了20多号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着一尺多长的棒子。对工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闪了。警察还差点把工人抓走，幸亏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工地二楼，拿手机拍了工人挨打的视频。

旁边一直不说话，默默吃菜的小包工头老刘，是老何的同乡。他一开口就骂人了：“开发商最操蛋了，请了几十个黑保安，直接把我们从工地给打出来，行李全撇地上。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白白干了两个月。”

老刘属于一线包工头，自己也得干活。有一次，他站在楼顶上搅混凝土，快完活时，楼整个塌了，人全从四五层高的顶板上掉下去。

昏死过去一个多小时，老刘才醒。“我身上压满了钢管，脸上糊着水泥，眼睛睁不开，听见老乡喊我，我就叫。他们想用塔吊吊我，我急死了。那样吊，还不把老子吊死了。赶紧让人拿扳手，把扣架解开，钢管一根根拆掉，一点点把我扒拉出来。”

这次事故，造成一死八伤。

老刘从此落下“脑鸣综合症”，脑袋“嗡嗡”不停地叫，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响得越发厉害。打了3年多官司，2015年4月，才好不容易拿到工伤赔偿。年底，又把钱全拿出来，给工人垫付了工资，垫了十几万。

“我拿命换来的钱，全搞到里边去了。”老刘说完，又狠狠地骂了一句。

2016年开年，有两起关于小包工头的新闻，引起李大君关注。一个是讨钱无望，在公交车上纵火杀人；另一个是讨薪无果，被殴身亡。“这些底层的小包工头，最极端的归宿就是自杀、被杀和杀人。”

“我觉得，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恶，还是建筑业这种分包的劳动体制造成的，我们想尝试改变。加上工地活少了，建筑农民工也得考虑转型。”

李大君他们正在搞一个“装修合作社”。

所有工人都持有股份，一线工人占70%左右，管理层占30%左右，董事长只占1%。没有包工头，工人不再是雇佣者，是为自己打工，是企业主人。

“可以夫妻俩一块干装修，老公抹灰，老婆拌灰。我们有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学堂。每周给工人上课。因为有股份，工人也不走了。人员稳定，就能培训，提高技能，改进工艺。”

李大君觉得这不是梦，有两点让他自信：一是我们的工人会有主人翁意识，他们不会磨洋工，不会糊弄人，不会偷工减料；二是我们的管理是先进的，依托手机APP，研发一套流程，从接活、设计，到一步步施工。

“公司注册了，团队也搭好了。董事长是北大毕业的，硕士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学啥的都有，像清华学电子的、美院搞设计的。现在，软件已经在设计中了。”

老何他们听了，将信将疑的：好是好，可是，能竞争过大资本吗？“这就好像在南极洲，建了个5平方米的温室。在大环境下，冷空气会不会侵袭，把他们再冻成冰块？”

眼瞅春节了，李大君的媳妇抢了两个晚上，才从网上帮老何抢着一张回四川老家的硬座票。因为活儿太难找，老何告诉李大君，过完年，他不打算再回北京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