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着南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随处可见的密集的民房说:这些全都是违章建筑,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才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对外出租增加收入。他反问: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号称国家级开发区,却没有企业和工厂吗?如果不是政策宽松,可能出现这么多违章建筑吗?你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可能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吗? 据他称,广西至少有2000万人同时在参与这个项目。 本报记者从财政角度提了一个专业问题:如果按照10%的人(200万)能够成功退出,每个人获得1000万元收益,则“国家财政”需要支付的总资金是20万亿。这么庞大的资金量,是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左右,是每年国家军事预算总经费的数十倍,根本不可能。 对面负责讲解的小伙子立即急了眼:“那你就是质疑国家在做这个事情,你先去搞清楚到底是不是国家在做,不管你账怎么算,我选择相信共产党。” 这名小伙子来自山东,大学学的是舞蹈专业,来广西解救搞传销的父亲,结果看完之后自己留下了,原来他在北京跟朋友合伙开舞蹈培训班,据他说,生意还不错,但他现在不想回去了。 深藏的组织机构 11月19日晚,经历了两天时间的参观和“交流”之后,小葛姑娘拿出一本名为《新时代的见证》的书,让本报记者进一步学习。书上印的出版社是“中国特许经济出版社”。问题在于,显然这是一本假书,中国并不存在这么一家出版社。 但第2天的行程中,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正规出版物来介绍,这些专业经济著作当中的某些文章,跟传销组织所使用的措辞、引用的案例完全一致。 他们还有能力制作出非常精美的视频节目,并假冒新闻报道的形式在网上予以传播。 还有更牛的:他们有能力建构一整套理论、说法,甚至捏造历史事实,把“资本运作模式”不但说成是美国西部开发的关键、日本崛起的法宝,还是中国参与大国竞争的利器。这套理论旨在令人“顿悟”:原来国家在下一盘好大的棋,而我坚持来广西,终于捅破窗户纸看到真相,有幸加入其中了。 有如此能力和影响力,显然,背后的组织运作机构很庞大。 但是本报记者问了很多人,谁也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人、什么组织机构在组织。 连入伙的钱打给了谁,他们都不知道。例如,来自山东的刘医生入伙5万元,他是把银行密码告诉他的上线,上线去转账操作的。 千人传销宴会举报无人管 早在2009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崔晓林就对广西传销进行过深入报道,其中也描写了某海鲜大酒店举办千人盛大宴会的场面。 六年之后,盛况依然。 11月19日傍晚,“同行”带记者听传销课,来到了这家大酒店:南宁五一路海王府海鲜酒楼。整个酒楼二楼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场面之大令人震惊:人声鼎沸、座无虚席,记者粗略估算,有近千人规模。参与者先是听宣讲,然后按照每人100元的标准品尝美食、观看歌舞演出。 据带记者前来的“同行”介绍:这样的活动每天都有。 次日(20日)上午,记者拨打南宁市工商局反传销专线电话,向他们举报传销组织每天在此公开活动。 当晚6点,记者再次来到该酒店现场查看,酒店内依然热闹喧哗,并没有任何执法部门前来阻止。 11月20日,本报记者陪同上文提到的刘医生前往阳光新城附近一处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工作人员做完笔录后说,骗你的人现在也在你老家,你应该回老家报案。至于刘医生的5万元钱到底被转到了哪里(转款地点在南宁),派出所也无意调查。截至本报发稿时,刘医生没收到任何答复。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了许多传销组织“同行”,他们衣着干净讲究,在从事传销之前,他们大都在勤奋工作。他们热情、友好、周到,固然,这是组织设计的“一荣俱荣”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但他们自身也因此蒙在鼓里。 只是,他们已经深深地相信传销组织给他们建构的那个世界观,他们没有现代经济常识、没有分辨能力。他们十分真诚地希望别人跟自己一起致富,为此不择手段骗别人前来——尽管这看上去十分矛盾:动机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但结果可能使别人家破人亡。 & _# Q( D7 P0 P" U, v+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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