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机票退改签“诈骗之乡”：村民对骗子见惯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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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汽车站外的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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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街头上随处可见的悬赏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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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高梨村一片破败。

　　苏东坡绝不会想到，他自称为“平生功业”之地，后来被誉为“诗乡歌海”的儋州，如今以电信诈骗闻名天下。

　　这个人口刚过100万的旅游城市，常年贴在大街小巷上的电线诈骗悬赏人员就有接近150名，反电信诈骗的标语比比皆是，甚至举报重大线索的群众可获得50万元奖金。在这儿，你很有可能与一位从未出过远门，却操着一口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远程指挥别人如何进行“机票退改签”的诈骗者擦身而过。

　　餐馆小老板激情谈“荣耀”：

　　我被骗过,但我又骗回来了

　　晌午刚过，走在儋州南丰镇街头上，人烟稀少，不远处有路标指向海南第一大水库——“松涛水库”，除此之外，让南丰镇闻名的，还有过去一年间南丰镇频频出的“大案子”。

　　记者随意走进一家破乱的餐馆，除了店门口招牌，你很难通过屋内其他摆设来判定这是一家餐馆。几位当地中年男人打着赤膊围在一起正吃饭，见到记者寻觅菜单，便热情招呼记者一起吃饭。

　　初中文化的李永福（化名），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曾闯南走北的他如今在南丰镇上开一个小餐馆，说起电信诈骗，一桌人都显得犹豫，李永福更是目光躲闪，对记者笑着连连摆手：我们都不是做这些的啊！

　　几杯酒下肚，1983年出生的李永福逐渐打开了话匣子，“你说南茶村啊，那个我们当然都知道。”2015年9月，儋州警方出动近300警力在南茶村抓获涉嫌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30名，现场查扣涉案小汽车2辆，电脑14台、手机16部、赃款现金7.5万元。

　　身边人被捕，在南丰镇，并不难见到。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像网络诈骗的话，我们镇上抓的人就多了，即使不上百也有九十多，年轻人居多，我的朋友都是做这些的，骗了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元的都有。”

　　李永福的朋友中也不乏身陷囹圄的。诈骗，在许多平常人看来是有失道德、违反法律的事情，在这里的某些人看来，却只是一种让人暗地里垂涎不已的“谋生手段”。

　　“打工一个月四千元，他两个月能挣一两百万元。”李永福夸耀着对记者说，看到记者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他大声地重复说：“真的，平均下来每个人过上两个月都能挣一两百万元。有出头的，就带动那些小的，很多人见到钱就眼红，就这样慢慢做下去咯。”

　　想到发财，尽管三十出头却显得比同桌人沧桑许多的李永福，神秘地加了一句，“我们这，那些发了财的都是做这个的。”

　　不仅仅有普通民众参与，个别公务员甚至也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实施诈骗，比如，儋州市兰洋镇原人武部长符志良，利用自己的身份，骗取“失独”老年夫妇购房款20余万元，令他们无家可归。

　　“我自己也被骗过啊，被骗的多了，假钱啊，在街上让你打破什么东西要你赔的，有一次我的熟人让我买彩票来骗我啊。”说起被骗经历，尽管身处诈骗之乡，一桌人仍慷慨激昂。

　　“不过，后来，我又骗回来了。”说到这，李永福有些洋洋得意，不停向记者讲述骗熟人的细节。在他们口中，能骗别人似乎是一种荣耀。

　　骗子屡屡得手自有一套逻辑：

　　又不是偷你的，又不是抢你的

　　下面的场景大家也许并不陌生：某女士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提醒她在收到短信后请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办理退票或改签，并让她立即联系客服。而某女士刚好购买了机票，信以为真，立即拨打了“客服电话”。

　　接电话的“客服人员”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表示，某女士的航班取消了，让她办理改签。某女士给对方提供了银行卡账号，并按照对方的提示，在ATM机上进行最后一步的操作，随后在转账时，输入了对方所说的“32015”验证码。某女士一查账户，卡里的3万余元已被转走，这才发觉自己上当了。

　　这样的故事，李永福已经听腻了。

　　“像很多‘做吃’的，骗到了（受害者），还非常不理解，说都骗了那么多年了，网上都贴出来那么多（案例）了，还把钱打过来。”李永福哈哈大笑，同桌人也附和，觉得那些受骗者很“傻”。

　　儋州人习惯用“做吃”来形容“诈骗”。当地“做吃”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它包括“枪手”（专门负责打电话诈骗的）、提供信息资料的、提供诈骗各种用具的（包括电脑、银行卡、手机卡等）、洗钱的、联络诈骗者和洗钱者的中间人，以及临时垫资人等等。

　　尽管李永福似乎对机票价格并不是很了解，谈话中还屡次把ATM机说成“TCM”机，多次对记者表示这是在说笑，自己不是诈骗人员，但说起诈骗手法，却头头是道，看上去非常自豪。

　　“机票不都是两三百块钱嘛，比如说这里到杭州，三百块。我让你在TCM（ATM）机上操作，让你输入的不是密码或者什么，就是让你转账啦，但是一般十个里面有八个临时会反悔。”

　　而诈骗涉及到的一切工具，都可以购买。“银行卡的话买10张大概1500元，有人专门在搞这个，你想想，卖银行卡的话，十块钱就可以办一张，一百多元卖出去，十张就可以赚一千多元。”

　　“机票退改签”并不是当地唯一诈骗手段，他们早已“多元化发展”。

　　“机票那种能赚多少钱嘛，做公司合作的那种才赚钱，比如说我掌握了你在你们公司的信息，然后和你谈合作，或者知道你们公司一些内幕，再和你谈合作，这种才能赚大钱。”

　　酒过三巡，一桌人都有些兴奋，放开了话匣，对于诈骗，他们并不觉得不道德，“做吃”也不觉得“心慌”。“有什么可慌的，我不跟你（受骗者）靠近，又不是偷你的，又不是抢你的，只是一个电话，然后你就转账过来了，就像谈恋爱一样，你自愿转过来的，你情我愿的事情嘛。”

　　喝得有些上头的李永福说完这些，笑着对记者说：“我们是说笑的啊，我们不是搞那种的啊，说完了你不会叫人来捉我吧？”

　　“被抓”对骗子威胁不大

　　进去个两三年就出来了

　　在受骗者转账过来之后，诈骗者往往会在两三分钟内分批取走赃款，而取钱的过程，往往是最容易暴露的时候。

　　在儋州，警方对全市域200台ATM机进行24小时专人值守，市域夜晚取现金额最多为2000元，同时，警方可根据报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取款人从而破案。但对于李永福口中胆大包天的“做吃仔”来说，被抓对他们威胁并不大。

　　“被警察抓还是少数人啊，一般你骗了某个人，他不报案，那谁知道是我骗的，报了案也不见得抓得到。我们这有骗了别人一千多万元的，还不是没事。”谈起被抓，李永福他们并无什么畏惧。

　　而在当地，即使被抓，由于犯罪受害者多来自全国各地，受害者不报案或不配合调查，造成可认定的诈骗数额少，从而影响定罪。李永福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一般都是进去个两三年就出来了。”

　　在这些面相老实，饭间必来点小酒的乡镇庄稼汉看来，山东女孩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只是众多谈资的一个。

　　“她太天真了，其实也不必要这样子啊，可能没有人开导一下子想不开就这样了。”对于徐玉玉，李永福只觉得她是新闻中的一个人物，“与自己无关”。

　　“那如果你骗的某个人刚好就是徐玉玉这样的情况呢？”记者随后追问道。

　　“我骗的时候，你不说，哪里知道你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做人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嘛。”即使对象是学生，这些部分已为人父的男人仍然觉得受害者可以从中学到“经验”。

　　面对记者的质问，李永福开始强调自己并非是没有良心的人。“我骗的话，他一百万元我最多还是拿二三十万元，像做机票的话，如果是学生，人家本来就只有一千多块钱，我还是留一百多块钱给他，不骗老人这种，要骗有钱人。”

　　说完，李永福连忙再次强调：“你不要当我是贼哟。”

　　曾经靠劳动致富的村庄

　　现在道路快被荒草埋没

　　在李永福的指点下，记者随后来到离南丰不远的木棠镇高梨村，2013年，在这个不过数百人居住的村落，儋州警方曾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缴获电脑13部，手机63部，存折9本，现金19多万元。

　　辗转坐车来到木棠镇后，记者询问如何去高梨村，然而，听到外地人要去高梨村，镇上的人面上现出警觉。

　　前往高梨村约需半小时车程，几乎难见人烟。来到村口，记者进入祠堂，几个中年人语气不善地询问：“你是来做什么的？”记者谎称自己是学生四处旅游之后，他们才稍微放松警惕。

　　然而探访并不顺利，在高梨村，只要稍微涉及到诈骗的话题，刚刚露出寒暄笑容的老人，会马上摆摆手说“不懂，不懂”。偶尔见到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问到“做吃”立马扬长而去，甚至有妇女称自己不是本地人。

　　随行的当地女司机一脸紧张：“我说你是学生过来玩的，要是说别的他们说不定会打我。”即使是女司机，一开始也一再强调自己不懂“诈骗”，回程途中才告诉记者：“他们这边很多人都是做这个的，当然什么都不会告诉你啊。”

　　资料显示，从前这里是个富裕的村庄。临近不远的“铁匠村”以打铁、加工黄梨木家家致富，房屋亮堂，村里水泥路通到每家每户门口。高梨村曾经也有许多人从事黄梨木买卖，然而伴随电信诈骗的猖獗，青年劳动力频频被抓，这个名称颇富诗意的村庄彻底成为“空心”村。

　　村里曾经修过的道路如今已快被荒草埋没。路旁随意堆放着柴火，许多围墙已经倒塌。老人们坐在房子门口聊天，孩子很少见，年轻人更是稀少。年轻人去哪儿了呢？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打工去啦！

　　整治不力

　　领导下课

　　自2006年以来，儋州开始出现诈骗，李永福回忆，“最开始是外面回来的大学生带动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看着别人发财就跟着一起做。”

　　那时，网络诈骗成本较低，然而破案成本却相当高，儋州诈骗逐渐猖獗。

　　紧随着大规模的诈骗之后的，是公安机关的大力打击。儋州市对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依然猖獗的10个镇、农场及41个村(社区)实行挂牌整治，重点镇、农场年底摘不掉重点整治“帽子”的将免掉镇委书记、镇长、派出所所长职务。从去年8月截至今年9月2日，儋州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06名，打掉地域性团伙71个，端掉窝点93处，侦破案件290起，缴获赃款464.33万元，冻结赃款47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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