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被指"越穷越生"：1家普遍四五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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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一个又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负面话题涌来，拉扯着每个人的心，也让大家有了更多的疑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据统计，2000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2443万，2010年达到6103万。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人群，世界仅有。他们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贵州等劳务输出大省。

去年5月，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形成题为《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的课题报告。调研显示，留守儿童负面情绪重，女童尤其自卑。46%的留守儿童会感到烦躁，39.8%会感到孤独，37.7 %会闷闷不乐，19.7%会无缘无故发脾气。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认为，针对留守儿童这一庞大群体，必须建立替代性的社会沟通平台和服务供给平台，用温暖和希望之手将他们留在社会中。

这些年，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和关爱，深圳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努力。除了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各种便利外，还积极对口帮扶，对贵州毕节、广东河源等地进行专项援助，深圳的支教志愿者也是遍布全国各地。

南方都市报与留守儿童们结缘，也已持续数年。他们有梦，我们帮圆。目前，南方都市报第7届留守儿童圆梦行动正在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候鸟”们，飞到父母的身边，参与到南都的活动当中，在父母生活工作的地方，尽情地享受难得的团聚时光。

基于现实的原因，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一直“路漫漫其修远兮”。然而，我们并没有停下探究的脚步。每年，南都都会分兵数路，深入留守儿童聚集大省，走访调研。今年，我们再次出发，从贵州毕节开始。我们希望，留守儿童问题能够吸引更多目光，得来更多关注。我们希望，留守儿童们能够享受更多温暖，获得更多关爱。

如果爱，请深爱。

2012年11月，5名儿童闷死垃圾箱。今年6月，4名儿童服毒身亡。刚刚过去的8月4日，两名儿童家中被杀害。毕节这座城市，留守儿童数量不少。根据毕节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6月全市排查出在校(园)留守儿童达到26万多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221191人。今年7月，南都记者探访那里曾经发生惨剧的村庄，儿童仍然在留守，但变化也在发生着。

孩子的孤独

“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内心的孤独，找不到什么人倾诉，遇到我们之后，倾诉的欲望很强烈。”

2012年11月，毕节夜间温度最低在6℃。5个从毕节擦枪岩村流浪到市区的孩子，在垃圾箱内烧火取暖，最终一氧化碳中毒身亡。根据媒体报道，他们家庭贫困，以稀饭和盐巴为食，曾经多次逃学外出流浪。

今年6月发生在毕节茨竹村的4名儿童服毒身亡事件，进一步暴露出，留守儿童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学习、生活问题，还有心理问题。

出事的毕节茨竹村，地处偏僻，距离毕节市区有100多公里。南都记者在七月造访这一村落时，仍可明显感受到当地的紧张气氛。

服毒身亡的四个孩子来自同一个家庭，最大的13岁，最小的5岁。四个孩子的父母感情不睦，长期在外打工，四个孩子在村里并无家长照看。

从物质条件上来看，和三年前出事的五个孩子相比，他们的物质条件要相对优越。他们居住在一栋外表光鲜的两层小楼，当然楼内如同当地多栋房屋一样，空空荡荡，没有家具，或者只有简单的旧家具。

最大的孩子张启刚，只有13岁，父母在外，他独自负责家庭内所有事务。官方披露的遗书中显示，他写到“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早前学校的老师也注意到孩子们的孤僻等问题，但无从解决。

大学生邹景也注意到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大二学生邹景在暑期参加学校的“三下乡”活动。下乡的地方位于毕节威宁县金钟镇新岩小学。活动第三天，学生们在组织生活会上都哭起来。邹景本身亦来自毕节，但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一些处于乡村的村落，自然条件恶劣，没有其他收入，贫困程度仍然超出他们的想象。

邹景和同学们组织的活动中有100多名孩子来参加，他们大多衣衫褴褛，有的孩子中午只带了一个洋芋充饥，还有的孩子中午就在附近偷摘梨充当午饭。

一个孩子说以后要来找邹景他们，但不知道怎么来。邹景说你可以让爸爸妈妈带过来。这两个七八岁模样的姐妹说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连父母什么模样都不记得。

“他们很依赖我们。”邹景说，短暂的接触之后，这个孩子对他们超出寻常的依赖，甚至抱怨起自己的老师，认为这些新来的大学生比老师要好多了。

邹景非常担心，他们仅仅只是一次持续十天的活动，能给孩子们带来的东西不多，甚至可能由此带来学生们与老师的关系更为紧张。“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内心的孤独，找不到什么人倾诉，遇到我们之后，倾诉的欲望很强烈。”邹景说。

没规划的家庭

这些村民给她的感觉是，他们似乎没有生育观念，能生就生，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则根本没有规划。

毕节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6月全市排查出在校(园)留守儿童达到26万多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221191人。

擦枪岩村的村民陶林(化名)长期和老婆在浙江、上海、福建等地打工，收入好的时候，夫妻俩一个月可以挣到7000块钱。两年前他自费翻新了房子，花光了打工六年多积攒的将近15万元积蓄。今年7月，他在辞工的间隙和老婆一起回到老家。现在新房空空荡荡，尚无家具，他仍然住在新房旁边的旧居里，在逼仄的空间里，家具陈旧不堪。

陶林的计划是过一段时间再去上海打工，攒钱买家具。陶林有五个儿子，年龄介于5-12岁之间。日常，他的5个孩子都由父母带，而他的父母还要带他弟弟的两个小孩，也就是说两名50多岁的老人家要照看7个孩子。

在记者和陶林谈话的间隙，五个孩子和村里其他众多的孩子凑在一起，满地乱跑。一个约莫三四岁的孩子从台阶高处往下跳，摔得龇牙咧嘴。不一会儿他们又跑出院子，来到了公路上。陶林的妻子跟在后面一通猛追，也难以将所有的孩子都带回来。显然，陶林夫妻俩都无法照看得过来这么多的孩子，更不要说他们年迈的父母。

在当地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非常常见。2013年12月，擦枪岩村的公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型工程车失控撞死了5个孩子，这5个孩子来源于同一个家庭。失去五个孩子之后，这个家庭还留下两个孩子。

如果生少一点孩子，负担会不会轻一些？但陶林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生这么多的孩子，因为当地都在不停地生孩子，好像是惯性一般。想了想他又说也许是想要一个女儿。

村子里另一户居民陶文(化名)有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他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要生这么多的孩子。

邹景参加调研活动，调研的主体集中在当地实施计划生育的情况。邹景告诉南都记者，他们走访了将近百户村民，这些村民给她的感觉是，他们似乎没有生育观念，能生就生，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则根本没有规划。

欠发达的经济现状，让陶林们只能走出乡村，外出打工赚钱。而无节制的生育，也造成了更多的儿童在留守。

读书的出路

如果可以通过这些出去受过教育的孩子，再回来进行建设和帮助，一定是最有效的，“可以让他们进行反哺，一方面他们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正因为了解情况才知道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读书已经成为不多、甚至是唯一的出路。今年毕节市高考理科状元何娇，也是唯一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大学生。她出生于毕节一个乡村，母亲在她11岁时过世，父亲靠在贵阳市区出售苦力，帮别人搬运零散物品为生。何娇的父亲在10年前开始建房子，房子最终刷好墙是在去年，整整十年。

何娇是一个留守儿童，就读的中学距离家有五公里，她每天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上学，回家之后要做家务。初中毕业后，何姣以高分考入县一中。何娇说，她高中每月开支在300元，靠着助学金以及好心人的资助度过，家里给的只是少部分。

就在今年，何娇以650分的优异成绩考上清华大学车辆工程系，是清华大学2015年在贵州省录取的52名学生之一，也是毕节唯一一人。

媒体报道说，贵州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毕节团市委、大方教育局多家单位已承诺资助何姣合计2万元，贵州当地何氏家族10余人已捐助一万多元。除此之外，乡政府也答应支助5000元，给她订去北京的机票，她即将第一次乘坐飞机。何娇告诉南都记者，她走到今天，一方面是因为她确实在学习中找到了乐趣，另一方面，是她很早就明白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家庭的命运。

何娇有很多同学中途辍学，外出打工。她告诉南都记者，她和这些同学之间彼此很少联系，不知道他们究竟都是怎样的境况。

毕节当地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读书毕竟是一件辛苦的事，不少孩子由于没有父母看管，早早辍学。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四处流浪。像何娇这样的毕竟是少数，如何将关爱给予大多数，让儿童意外死亡事件不再频频出现？

毕节在7月30日发布的消息中，重点提到关注孩子的心理障碍。他们计划在这个暑假，培训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3000余人，实现每个学校均有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师，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疏导。

随着高考上线率的提高，预示着有更多的毕节孩子可能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以毕节理科状元何娇所在毕节大方县为例，今年文科一本上线有86人，上线率3.08%，比2014年提高1.28个百分点；文科二本以上上线425人，上线率15.23%，比2014年提高0.62个百分点。

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王庆国评价说，毕节可以考出去上大学的学生是有限的，但如果可以通过这些出去受过教育的孩子，再回来进行建设和帮助，一定是最有效的，“可以让他们进行反哺，一方面他们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正因为了解情况才知道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乡村的变化

当地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当地还启动了上千亩的果园规划建设，希望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留在当地发展，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一系列的悲剧也给毕节带来变化。今年7月底，南都记者来到擦枪岩村时，村里所有的房子都已经翻新成了砖混结构，外观被刷上白色的涂料，一些房子的外墙上还涂装了苗家特色的图案。村中与外界相连的水泥路上还装上了路灯。自来水也安装进了村子。看上去这已经是一个颇为现代化的小村落。

一名村民告诉南都记者，三年前的惨剧发生之后，政府掏钱为村民改造了土坯房。至于一些原有的砖混房子，也由政府出资对外墙进行了涂装，对瓦片进行更换。路灯装了，自来水也通了，整个村落因而焕然一新。

当地政府一名人员证实说，三年前的惨剧发生之后，政府对于擦枪岩村的支持力度是有倾斜的。辐射周边几个村落的幼儿园，也被建设在擦枪岩村，将于今年9月开学。

毕节表面上虽然转变巨大，进得房间，简单陈旧的家具却仍显示出，政府出资解决的只是一少部分问题，如何脱贫致富，是还未能解决的大问题。当地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则表示，除了在村落硬件建设上大力支持外，当地还启动上千亩的果园规划建设，用于种植刺梨等经济作物，希望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留在当地发展，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解决毕节的问题，并非只有毕节独自在战斗。1996年，深圳开始对口帮扶毕节。毕节当地媒体在2014年年底曾总结报道了深圳近20年帮扶为毕节带来的变化，截至2014年年底，深圳市共支持毕节项目778个、安排各类帮扶资金4 .65亿元，有力助推了毕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根据描述，深圳市投入1.77亿元支持毕节200多个贫困村开展整村推进项目，还在解决贫困家庭住房困难、就医困难、学校建设、资助失学儿童学习方面给予了帮扶。深圳还大力支持毕节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建乡村公路956.32公里。

对于毕节地方企业，深圳采取深圳市采取基金贴息贷款的办法，扶持产业项目34个。除此之外，深圳还积极组织深圳企业到毕节考察投资，帮助协调开通了毕节直飞深圳航线，深化两地合作。2013年1月，双方就深毕直供电项目、承接产业转移、产业园区建设、农产品开发、旅游开发、人力资源开发等达成了深度合作意向。

专家说法

“越穷越生是很要命的”

有专家认为，每个家庭都要有长期规划，靠援助不是长久之计

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王庆国此前也关注过毕节的留守儿童群体。他说，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很难，分析其中的原因便在于毕节不少家庭的孩子都太多了。“在深圳，一个正常家庭赡养一个孩子负担都很大，何况是在贵州。”王庆国说，目前当地由于地处贫困，不少家长都在外挣钱，但孩子却生死由命。他认为，孩子们随着逐渐地长大，身体和心理都有发生不同的变化，但父母却没有在身边，缺乏管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一拿到捐助就赶紧花掉

“越穷越生是很要命的。”王庆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根本在于家长，要有家庭意识。在王庆国看来，在孩子出生之前，为人父母就要思量是否有条件给自己的子女提供良好的医疗、教育、生存环境，要三思而后行。现在有不少慈善机构或许会提供援助，但都不是长久之计，“每个家庭都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王庆国分析，算上爸爸妈妈可以每个月挣5000元钱，但是拿回家孩子太多，一分根本所剩无几，并不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任何外界的力量都只是外力，能改变自身的永远都要靠自己。王庆国告诉南都记者，他曾了解过有些贫困家庭接受到捐助后，并没有好好地筹划自己的生活，而是赶紧花掉，希望用完后还能得到下一步的支持。这是一种寄生虫的心理。更可怕的还是挥霍他人善举的行为。

王庆国说，现在不少深圳的小朋友都喜欢做善事，喜欢到贫困地区支教或者体验生活，扶贫捐助等。“指望社会，而放弃自己的努力，会对有善举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伤害。”他表示，这样的心态会直接导致潜在的捐助数量降低，最终伤害的还是他们自己，“这些帮助的人走了，钱用完了，怎么办呢？”

让家长不再外出打工

当地政府是否可以招商引资让家长不再外出打工？对于解决留守儿童的办法，王庆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当地政府要给力，帮扶资金一定要到位。当地的村委会、学校和老师都要加大对问题家庭的帮扶，及时关注孩子的异动，给予最快最及时最有效的心理帮扶，给留守儿童提供心理辅导。

王庆国还对当地政府提出了要求：是否可以在自己的地方进行招商引资，自立自强，让父母都不用再去外面打工，不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和孩子，这样悲剧的事情也会减少，“家长和家庭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杨卓欣也认为，家长自身的素质和教育能力亟待提高。目前，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这与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一些家长缺乏教育子女的经验，“重知轻德”，忽视对孩子良好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未能为孩子将来立足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