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药神”涉嫌销售假药罪 买药人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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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代购未经批准进口的印度药品，29岁的刘福应涉嫌销售假药罪，被江苏昆山警方抓捕。刘福应是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人，他因本身患有乙肝而接触到印度仿制药。在此过程中，刘福应发现印度上市了一款新药“索菲布韦”，可以治愈丙肝，价格比正版药便宜很多。刘福应的家人说，刘福应逐渐萌生从印度代购药物的想法。

　　2017年，刘福应前往印度待了一个月，回国后开始通过网店代购印度药物。因经历和电影《我不是药神》相似，2018年电影热播时，刘福应和妻子说，他很纠结，想要放弃，“但是一直有患者家属找他买药，本来准备到年后就不做了。”

　　2018年12月26日，刘福应被昆山警方抓捕。刘福应的辩护律师周小羊表示，警方调查发现，刘福应所销售的药品有三类，除治疗癌症一类的仿制药外，还有精神类药物和伟哥，且涉案案值较大。“他（刘福应）本人和我说，他代购的药物中抗癌药占绝大多数。”

　　负责批捕此案的检察官向新京报记者介绍，案件目前处于批捕阶段，还没有移送检察院，“他涉及的药品比较多，各种各样的药物都有。”关于涉案药品中的抗癌药部分，检察官表示，会关注到这部分，并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周小羊表示，严厉打击假药之立法目的可以理解，但这导致类似《我不是药神》原型案例陆勇案屡屡发生也值得反思。他建议最高法以量刑指导意见的形式，或者最高法、最高检以批复的形式对类似药品刑事案件进行从宽指导和调整，防止一刀切，适时修改《药品管理法》，对药品和假药的定义作相应调整。

　　涉嫌销售假药

　　3月20日，湖北黄冈市麻城市下起小雨，29岁的曾铭（化名）牵着2岁的儿子，等待4岁的大女儿放学。自从丈夫刘福应出事后，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每当孩子问起爸爸时，她安抚着，“爸爸出差了。”

　　此时距离刘福应被抓，已经有84天。曾铭说，2018年12月26日下午，黄冈当地一名警察领着几名江苏昆山的便衣民警突然敲门，进屋搜查，随后将丈夫刘福应带走，同时带走的还有丈夫的电脑和手机。“警察对我丈夫说，家里有小孩，我们就不给你戴铐了。”

　　刘福应涉嫌的罪名，是销售假药罪。

　　“我们之前也知道，刘福应在网上给他人代购印度药物，以及各类印度物品，被抓前，他已经打算年后就不做了，所以囤了一批印度药物，准备卖给病人做个过渡，好有时间去寻找其他代购。没想到年前就被抓了。”刘福应的母亲毛友珍在电话里说道。

　　曾铭回忆，丈夫最初接触到印度药，是因为他患有乙肝，这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影响，也时常会感到自卑。他通过QQ群搜索“乙肝病友群”，并在病友的推荐下，开始吃印度的乙肝药，相较于国内的600元每月，印度药只需要100元每月，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为了治疗乙肝，刘福应经常在网上查找资料，发现印度上市了一款新药“索菲布韦”，宣称几乎百分百治愈丙肝，服用“索菲布韦”一个疗程三个月，需要2600元左右，而正版药一个疗程大约需要十几万美元，且这种药在国内未上市。

　　“乙肝无法完全治愈，需要服药和定期检查。这个信息给了他希望，他持续关注印度药，期待印度有一天也会上市治愈乙肝的药物。”曾铭介绍，2017年，刘福应办了旅游签证，独自前往印度一个月的时间，找到当地的药品市场。

　　接近刘福应的人士称，刘福应此前在广州的一家空调厂做质量检测工作，每个月的工资三四千元。2014年，他和曾铭结婚，先后生下两个孩子，相差不过两岁。“当时他的工资不足以支撑两个孩子的奶粉钱和抚养费，每个月还有2000元的房贷。”

　　印度的药品市场给刘福应留下很深的印象。上述知情者称，“那里就像是一个菜市场，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这里买药，每天人都很多，当地人也在药店门口排着队，他找了一家正规的药店，查看了资质，同时可以出具正规发票。”

　　回国后，刘福应在淘宝开了两家网店，设置的关键词是“印度代购”，是买家提出需要代购的物品后，他再询问印度的代理商，通过快递将货物从印度发往国内，他通常也会存储一部分比较常用的印度药物，根据患者需要，快递发给买家。

　　在武汉，刘福应租了一间10平米的小房间，用于存贮部分印度药物。2018年7月底，刘福应找到自己的表哥毛成峰，以每月2000元的报酬，让他兼职帮着把药品快递给客户。

　　毛成峰的辩护律师介绍，2018年12月26日，作为共同犯罪的嫌疑人，毛成峰也被昆山警方抓获。律师表示，毛成峰后期才知道是药，但上面是英文不清楚药名、来源和用途，直到2018年11月初聊天时，才知道是走私过来的，不知是违法行为。

　　代购药品种类较多

　　2018年7月，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此时刘福应代购印度药物已经有一年多时间。

　　接近刘福应的人士称，刘福应刚开始看了陆勇的案件，得知检察院最后不予起诉，以为代购印度药并不违法。后来看了电影，刘福应才明白代购印度药的违法情况，他内心很纠结。曾铭回忆，丈夫当时也说过，不想再继续做代购了，但还是有很多老患者要跟他买药，他又继续做了下去，直到被警方抓捕。

　　2018年底，昆山警方发现本地有人销售精神类药物，被江苏海关查扣，在抓捕归案后，对方供出上线刘福应。据初步调查，其涉嫌销售的假药种类较多，不光是抗癌类药物，还包括万艾可（俗称伟哥）等，而且涉案案值数额大。

　　2019年3月28日，新京报记者电话联系昆山警方，对方表示，目前案件处于侦查阶段，不接受采访。另据负责批捕此案的检察官介绍，案件目前尚没有移送检察院，“他涉及的药品比较多，各种各样的药物都有。”关于其涉案药品中，存在抗癌药的部分，检察官表示，也会关注到这部分，会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审查。

　　在看守所会见中，刘福应也向辩护律师介绍，自己代购的印度药品中，有三个种类，第一类是精神类药物，第二类是伟哥，第三类则是抗癌类药物。“其中抗癌药应该至少在95%以上，这些确实都是真药，而且还有10到20人，他们的药我都是免费捐赠的。”

　　刘福应的家人称，其中抗癌药最多的是治疗肺癌的“奥希替尼”，和治疗丙肝的“索菲布韦”，以及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等等。“格列卫”原研药的价格是5000元一瓶，同样疗效的‘印度仿制药’，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卖500元一瓶，刘福应卖350元一瓶。”

　　对于销售伟哥一类药物，刘福应称，是为了增加网店的销量，其利润很低。至于精神类药物，刘福应称，刚开始是昆山下家找到他要购买，此前他也没有接触过，询问印度的商家后拿货发货。他也曾上网搜过，发现这些是二级精神类管制药物，国内不允许销售，他和下家说过，但对方坚持，他也就同意了。

　　“这些精神类药物，在国内也多是学生考试或者学习紧张时购买，吃完的效果可以亢奋，注意力集中。”刘福应家属提出，其实他的“印度代购”网店，主要是为了符合买家需要，除药品外，也代购毛毯、手工艺品等各类印度物品。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3月12日，检察院已对刘福应和毛成峰申请取保候审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给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材料显示，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需要进一步查证，犯罪嫌疑人刘福应和毛成峰有继续羁押的必要，不符合刑诉法第95条的规定，所以决定不予立案。

　　购药患者的求情信

　　从2017年代购印度仿制药开始，刘福应接触了很多的病人，这些病人来自全国各地。

　　刘福应被抓后，家属找到之前的一些购药者，希望可以为他写求情信。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通过刘福应代购药物的患者家属。电话中，几位买药家属表达了对刘福应的感激，使得他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印度仿制药，家人服用后，病情得到缓解，并希望执法部门可以“从宽处理”。

　　来自广东的李春华通过刘福应购买印度仿制药，已有很长时间。

　　“2012年，我母亲患有间质性肺炎，当时医生说最多只能活五年时间，现在已经快7年了，母亲的情况还可以。”李春华表示，当初是医生推荐了一款名为“吡非尼酮”的药物，但正版药价格昂贵，大概是7000到8000元一个月。2017年，李春华找到网店代购刘福应，购买“吡非尼酮”印度仿制药，价格是1000元一个月。在服用几个月后，发现母亲的病情得以控制，家人对此也心生感激。

　　“我们也知道代购药违法，作为病患家属，也能理解国家的规定是为了安全，但发现有人吃印度药效果好，比国内药价格便宜太多，肯定想尽办法去买。”李春华知道，刘福应从中赚取差价，他认为“不管怎么样，做生意赚钱是应当的，毕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患者家属因为无法承担正版药物的价格，找到刘福应代购印度仿制药。严兴军的姨妈患有骨癌，需要服用一款名为“帕唑帕尼”的药物。购买正版药一个月需要1万多元，通过刘福应购买印度仿制药，一个月是3800元，服药至今病情稳定。

　　“刚开始，我是通过在印度做生意的亲戚代购药。后来亲戚生意不做了，又开始找刘福应代购。”严兴军表示，由于有亲戚直接从印度带回过药物，也知道这款药物在印度当地的价格。“我知道他没加价多少，只有几百块吧。”

　　新京报记者在淘宝上搜索关键词“印度代购”，发现有大量商家代购各类印度药物，商品评价中，有很多关于各类药物的照片和评价，同时也包括伟哥一类药物的评价。记者随机联系几家，询问是否有抗癌药，客服均表示，有此类药物，具体可通过微信联系。

　　“此类案件频发值得反思”

　　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播后，各类药神案进入到大众视野。

　　2014年7月21日，电影原型陆勇，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被诉至法院。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检察官在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中说道：“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陆勇最终被无罪释放。

　　2019年，重庆第五中级法院公布了一起“药神”案。对销售印度版抗癌药易瑞沙的被告人贺某、李某作出二审判决，决定对其免予刑事处罚。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卢俊莲认为，被告人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并从中谋利的行为妨害了国家药品管理秩序，应作定罪处理。但由于其行为客观上减轻了患者的经济压力，挽救和延续了部分患者的生命，从而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遂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裁判。

　　周小羊表示，严厉打击假药之立法目的可以理解，但这导致类似《我不是药神》原型案例陆勇案屡屡发生也值得反思。他建议最高法以量刑指导意见的形式，或者最高法、最高检以批复的形式对类似药品刑事案件进行从宽指导和调整，防止一刀切，适时修改《药品管理法》，对药品和假药的定义作相应调整。

　　对于刘福应案件中，涉及的精神类药物以及伟哥等药物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认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假药的打击非常严厉。无论是代购印度仿制的抗癌药，还是其他精神类药物，只要是未经法律批准生产进口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都属于假药。

　　罗翔表示，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把销售假药罪定为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销售假药，就构成犯罪。不过随着陆勇案的出现，2014年出具了新的司法解释，对于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果销售量大的话，肯定要追究法律责任。”

　　“现在中国还有很多购买印度仿制药的，一种行为如果是社会生活所允许的，就不宜以犯罪论处，因此司法解释有必要给予出罪。”罗翔建议，目前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的定义进行修改，另一个是，把《刑法修正案八》中销售假药罪从抽象危险犯变成原先的具体危险犯。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朱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没有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药品就属于假药，有些在国外受到认可的药品在国内并不一定被认可，刘福应所售药品被认定为假药没有问题。

　　朱巍教授表示，中国药品管理严格程度在全世界都位于前列，药品方面问题频出应该引发大家思考，药品制度是否应该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实验药品投放市场周期过长，境外药进口医保无法覆盖，且价格偏高。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应该被尊重，不应该把代购都放在销售假药范畴内，这样把刑法规定的销售假药的行为理解得过于宽泛。”

　　新京报记者 左燕燕 湖北武汉报道 实习生 王佳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