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王对对一面是社会的不健康发展造就了不孕不育症的高企，一面是医学的进步激烈地改变着人类生育后代的方式。代孕技术的使用，在为中国庞大不孕不育人群带来“生”的希望的同时，也使生命在孕育阶段就成了母亲子宫的“流亡者”。
在传宗接代的需求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之间、在“制造婴儿”的冲动与法规的制定和监管之间，留下一个灰色地带，在这里，商业无孔不入地渗透着。一个庞大产业在野蛮扩张，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隐秘的代孕王国。
插画｜王对对子宫出租：隐秘的代孕王国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15日总第792期《中国新闻周刊》
“吕总，您就是活佛再世！”
这是一位母亲发来的报喜信息。就在此前一刻，她的孩子刚刚出生。只不过，这名婴儿的身世有点特殊，他有不止一位母亲：一个提供了健康的卵子，另一个用子宫孕育了他——孩子是通过代孕生产的。
收到这条微信的时候，醉醺醺的吕进峰正在KTV包间里唱歌。他迅速地回了一句，“给钱就行”。
这位39岁的江苏人是国内最早从事代孕中介的那批人之一，通过搭建委托人和代孕母亲之间的联系赚取服务费。吕进峰亲历了这个隐秘而庞大的地下王国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努力拓展疆土，成为王国的领袖。截至目前，他一手创立的AA69代孕公司已经“生产”了上万名婴儿。
一
在位于上海的办公室里，吕进峰斜靠在沙发上，用手划拉着手机屏幕，偶尔回条微信，显得漫不经心。在他身旁，一位中老年妇女望着他，眼神里满是恳求。她叫秦月（化名），上海本地人。前段时间，秦月陪着女儿、女婿一起来签合同。女儿今年31岁，7年前发现患有癫痫，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干脆在家休养。从前两年开始，秦月夫妇就一直催女儿女婿要个孩子，他们找生殖科医生问过，回答是“体质不适合要孩子”。失望之余，秦月替女儿选择了代孕。这次，她是来和吕进峰商量如何用促排卵药的。
代孕，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替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
还差一天，秦月的女儿就要进入排卵周期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第一步就是促排卵。在获取高质量的卵子之后，才能在实验室里使其与精子结合并培养成胚胎，再植入母体的子宫。
秦月的女儿已经服用了数天的妈富隆。妈富隆是一种避孕药，在促排卵时服用可以调整体内的激素水平，以便生成更为健康的卵子。然而，在吃了妈富隆后，秦月的女儿癫痫发作的频率从20天一次变成每天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她都有预感，便找个地方坐下来，接下来会有几分钟不省人事。
刚开始，秦月很慌张，询问了医生才知道，女儿现在每天服用的妈富隆，与治疗癫痫的药物相抵触。即便这样，他们并没有选择停药。
秦月是在众多代孕网站上找到吕进峰的，这个与女婿同龄的男士声称自己在国内最早从事代孕行业，并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我们这其实是爱心事业。”她记住了吕进峰的这句话。
1986年，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名试管婴儿。10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北医三院妇产科教授张丽珠主持了这项手术。她曾做过6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成功了5例。
大多数寻求代孕治疗的患者的共性是，卵巢仍能排卵，但胎儿发育的土壤——子宫有问题，需要借别人的子宫。代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一时间，纷纷开展这项业务。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很多人认为，代孕挑战了传统生育方式与社会道德观念，带来的伦理与管理问题是当时的体制与政策所不能承载的。
基于此，国家卫生部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然而，随着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渐增多，像吕进峰这样的私人代孕中介开始出现。原本在医疗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纷纷转入地下。
秦月眼前的吕进峰个头不高，肤色微黑，胖胖的，笑起来脸上若隐若现地有两个酒窝。
秦月女儿代孕的价格总共是65万元，这是吕进峰的“公益互助协议”里所能享受到的最优惠价格。吕进峰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代孕协议书显示，代孕套餐总共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是在客户身体情况准许的情况下，提供合格的精子和卵子，两年之内公司保证其至少有一名健康的婴儿出生。其他各类套餐则在第一类的基础上，针对客户身体状况以及卵子、精子的来源有相应的加价。例如，如果客户自己的卵子不行，需要另外支付6万?10万元的捐卵费用；根据捐卵女孩的样貌、身高、学历不同，则价格不等。“65万元起价，最高135万，”吕进峰说，“就跟买房子一样，可以分期付，也可以一次性付款。”当然，对同样的套餐，分期付款的总额要比一次性付清贵。吕进峰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每一步都算得很清楚。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秦月老两口支付的，这花掉了他们一辈子的积蓄。他们觉得愧对女婿，“你说如果我女儿得了其他什么毛病，比如说心脏不好，我们还能跟亲家说。可是这个毛病，我们怎么开口？女婿很优秀，对女儿不嫌弃已经不容易了，我们愿意出这个钱。”
再服用一天妈富隆，秦月的女儿就要开始打促排针了。秦月一方面担心女儿会不会对新的促排药物有反应；另一方面还担心取卵的时候女儿会癫痫发作。她问吕进峰能否将原先定的取卵时间，由晚上六七点钟改为上午——女儿每天下午六点多都会发作一次，她担心这样会影响取卵，或者即使成功取出，卵子的质量也会不好。“你没到我这一步，不明白我多揪心，你一定要给我做成。”她再三恳求吕进峰。
秦月让吕进峰感到有点为难。在制订促排方案之初，一位医生听说客户有癫痫，就拒绝了，第二位医生考虑了半天才下决心接受这位病人。他的医疗基地里的医生都是从上海一些医院的生殖中心请来的，白天都要上班。“一是医生没时间，只能晚上取；二是白天也不安全。”他对秦月说。
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医务人员进行代孕手术，是不允许的，更何况吕进峰没有经过任何资质审批。对于一个医生，吕进峰每年需要支付上百万的工资，这还是保守的价格。他时刻都很小心，害怕一旦不小心被曝光，一切投入就打了水漂。
送走了秦月，吕进峰又见了另一个女客户。对方30多岁，老公出轨，和小三生了一个儿子，还大摆喜酒。她气不过，又没有办法——自己心脏不好，不能生育，也不具备促排取卵的条件。她希望吕进峰能帮自己找到一名捐卵者和一名代妈（代孕母亲的简称）。她打算偷丈夫的精子，跟卵子结合孕育成胚胎，放到代妈的肚子里。吕进峰觉得这笔订单关系有点复杂，最后在签协议的时候，他加了一条：“此次代孕是夫妻单方面同意，如若发生纠纷，跟乙方没有关系。”乙方就是吕进峰的代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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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见面签订协议是吕进峰的规矩，如果实在无法面签，也要进行视频会话。他把这一条写进了他的协议中：与董事长吕进峰先生当面签约，是您权益的唯一保证。这句话后面还特意打了三个感叹号，又把“当面签约”四个字用红色凸显出来。
吕进峰说，自己是被逼得没办法才立下这规定的。从他2004年开始从事代孕这一行到现在，国内的私人代孕市场发展迅速。据他估计“从业者有3万多人，鱼龙混杂”。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打着他的旗号行骗，冒充他公司的员工或仿建他的网站，最后，受骗者都会找到他这里。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吕进峰在该行业的地位与生意的火爆。在此次来上海之前，吕进峰已辗转广州、深圳、佛山、厦门、泉州等多个城市，见客户、谈业务、应酬，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都超过12点。由于缺乏睡眠，他有两个难以消除的黑眼圈。
代孕的确为吕进峰开通了一条财路，也许一开始他并没想那么多。从前，他在苏州的外资企业从事物流工作，一度做到中层管理岗位，一个月也只能赚到四五千元。好不容易存了些钱，打算做点生意，却被骗光了。
2004年，吕进峰的妻子怀孕。为了学习育儿经验，他整天泡在搜狐网的母婴论坛上。他发现，有很多人无法生育，其中一些人提到去国外做代孕。他就想，“国内代孕的事情怎么没人做呢？”
吕进峰萌生这一想法之时，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不孕不育人群规模的判断依据还在参考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数据：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5％，低于发达国家的5％?8％的比例。然而，人们尚未意识到，中国的不孕不育人群正在迅速增长。2009年，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称，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比率。不孕不育者以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呈年轻化趋势。
吕进峰买了几台电脑，注册了若干个QQ号群发广告。他在广告中自称是代孕公司的负责人，有意向者可以联系他。“当时QQ群发还没有限制，估计百分之五十的用户都能收到我的广告。”通过这种方式，吕进峰将客户、代妈、医生联系了起来。
AA69的域名也是当时注册网站时他随手敲出来的一组符号。生意做大以后，他就让员工对客户这样解释：“69组合起来就像一个太极八卦，取‘阴阳相合’的意思，AA则是要做到最好的意思。”
吕进峰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位客户是浙江舟山人，第一位代孕母亲人在四川，他自己则在苏州，三人的距离加起来相当于从中国的最北边走到最南端。吕进峰从苏州坐了近50个小时的火车才找到报名的代孕母亲，又跟她一起坐火车到北京完成移植操作，并将其交给一家机构托管。“我当年就是有点创新和冒险精神，看得远一些，胆子大一点。”吕进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如今，当年仅有吕进峰一人的皮包公司已经慢慢打造成一个“婴儿生产线”：销售人员吸引和接待客户，后勤人员负责代妈的生活保障，每个人都在“制造婴儿”这条流水线上有着各自的分工。为保护隐私，很多有代孕需求的人喜欢在网上投石探路。为吸引这批潜在客户，吕进峰专门设立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微信群及网页营销推广团队。他还向搜索公司购买关键词，以使他的网页能够被潜在客户第一个搜到。“一个关键词的费用，一个月就需要好几十万。”
熟人推介也是一种渠道，而这一般需要支付不菲的介绍费。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最多的时候，他们付过5万元的介绍费。”从各家医院的生殖科购买客户信息已经是常见的手段，“业务员常去医院跑，10来页A4纸，都是客户信息，只需要几千块钱。”
吕进峰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协议书上签字。“每天都要签好几单。”他想对具体数字的保密，但又忍不住想炫耀，“到目前为止，我们这儿已经有上万名婴儿诞生了。”
吕进峰将潜在的客户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亲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从中赚取利润。早年间，人们对代孕还不大了解，他所在城市的公安及联防队员某次误认为他是以“代孕”的名义拉皮条、组织嫖娼，把他暴打了一顿。事情还上了当地的报纸。
他曾很委屈地对记者说，“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情，没有干坏事，也不是给别人介绍小三和二奶，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从业人员不能做代孕，又没有说民间不行。”随着媒体对代孕关注度的增加，吕进峰发现，找他麻烦的人反而少了。“我发现，越是公开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执法部门反而觉得没有惩办我的依据；默默无闻，却容易受伤害。我没有资本，也没有背景，只能选择公开。”
吕进峰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他总共接受媒体采访30多次。他让公司员工去做了很多奖杯，在底座上刻上接受采访的时间，一个奖杯对应一家媒体，一个个摆放在他办公桌后面的柜子里。最大的奖杯上写着“新加坡电视台”，这是他去年接受采访的纪念。有些来采访的媒体人甚至后来也成了他的客户。
媒体报道除了给吕进峰带来“安全”之外，还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客户在看了报道后找到他要求代孕。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客户多了之后，好的医生也愿意从正规医院的生殖中心出来兼职。尽管法律规定“合法医疗机构开展限制性的执业活动，例如开展代孕活动、买卖胚胎的、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情况之一的将被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但相比每单数十上百万的利润，这样的规定就显得毫无约束力。吕进峰说，“有人说代孕违背伦理，除了这些不靠谱的话，他们（执法机构）也说不出来什么。”
如今，吕进峰的生意已经在全国开枝散叶，在上海、广州、武汉、北京、山东等地都设有办公室，面积均有上百平方米。这些公司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注册，隐匿于教育、服装、营销机构之中。
AA69公司原本的Logo是找一家公司设计的，橘黄色的圆环包裹着绿色的小蝌蚪，外面又缠绕了一层橄榄枝。圆环象征着女性的子宫和卵子，小蝌蚪代表精子，整个Logo寓意他的公司就像环绕的橄榄枝，守护生命。但吕进峰现在觉得，还是换成自己的头像合适，因为这样更加“高大上”。在吕进峰办公室里供奉着一尊绿度母佛像。绿度母在藏传佛教中为观世音的化身，取“观音送子”的吉意。
每年3?5月，是公司最忙的时候，上一年年底签约的要开始启动，新客户一般也会在这个时候找过来。吕进峰不仅在不孕不育人群与代孕母亲之间搭建了桥梁，还可以直接操作代孕手术，这是令其他代孕中介眼红的地方。
陈芳肚子里的胎儿已经有27周了。这是陈芳第二次在AA69公司做代孕妈妈，两次代孕经历，她大概获得50万元。《中国新闻周刊》摄影｜冉文三
吕进峰将他的客户们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职业女性，这是最常见的类型。“她们多在大城市生活，年龄大多在30多岁。有的人曾经怀孕过但考虑到事业发展选择了流产，后来演变成习惯性流产，子宫也出现问题；有的则是年龄大了，卵巢功能不好，甚至出现早衰现象。”这样的客户往往会抱着厚厚的病历来，一边翻给工作人员看，一边讲述他们看病的艰辛历程、身体遭受的折磨以及家庭、社会造成的压力，不乏有人痛哭流涕。“也有很多是早年立志做丁克，20岁不生，30岁也不生，到了40岁想生却发现生不了了。”
第二类为失独家庭。失独者多数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需要帮忙寻找捐卵者。“这些人基本上五十多岁，也有六七十岁的，孩子出意外后，工作也不做了，找我们一心一意生孩子。”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当年，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1000万。
在吕进峰看来，失独家庭的客户一般都比较挑剔，看了一个又一个捐卵女性，不是不满意相貌、身高，就是嫌学历低。有一对父母光是挑捐卵者就挑了半年，看过不知多少人。“有的要求捐卵者身高165甚至168公分以上、气质好、长得要跟明星一样、名牌大学毕业，比找老婆要求还高；有的就想生个跟原来女儿、儿子一样的孩子。比如原来是女孩，代孕就指定要生女孩。”
2016年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也为吕进峰贡献了不少客户。“很多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原先是政府公职身份，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敢生，现在放开了，身体条件却不行了，只能找我们。”吕进峰也经常会碰到非常传统的家庭，第一胎是个女儿，一定要生个儿子，“尤其是福建、广东那块儿，不生儿子或者家里不生三四个都让人瞧不起。”此外，一些特殊群体也在他的业务范围内，比如同性恋群体，“来找我们的多是男同，素质都很高。”
梁鸿（化名）是吕进峰从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特殊客户，他俩开始认识的时候梁是他的客户，没想到最后两人发展成了合作伙伴。
今年53岁的梁鸿曾经是一名普外科大夫，甚至还做过一家公立医院的一把手。现在他在一家私立医院开展代孕业务。他的4个孩子中，有3个孩子都是通过代孕的方式生出来的。
梁鸿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92年，有先天性心脏病。1998年，即中国实施计划生育的第13个年头，他的老婆再度怀孕。鉴于儿子的身体状况，夫妻俩决定既然政策允许，就要了这个孩子。然而令他痛心的是，最终妻子不仅意外流了产，还切除了子宫。
为了继续要孩子，梁鸿想到了代孕。但是他发现，国内的公立医院不被允许开展代孕业务，而私人诊所的技术和设备太差。在到处找不到路子的情况下，梁鸿最终遇上了吕进峰。在吕的帮助下，梁生了一个女孩，如今已经4岁。
这次使用代孕成功后，梁鸿的妻子心想，何不用这样的方式多要几个孩子？她忍不住劝梁鸿，“要不你去学生殖吧。”梁鸿起初有些犹豫，后来真的从普外科转行到了生殖医学科。
“跨界”比较大，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梁鸿经过多年的摸索，如今在行业内已经有了点名气。“这个行业里，有哪些医生在做，我都清清楚楚，包括三甲医院有哪些医生，都数得出来。由于回报丰厚，后来，有些医生干脆从公立医院辞职出来，全职从事代孕。”
2014年，梁鸿亲自将他和妻子精卵结合形成的两个冷冻胚胎解冻后，移植到一位代孕母亲的肚子里，为自己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他还成了吕进峰的医疗顾问，公司碰到什么问题，都会发个微信或打个电话向他请教。吕进峰对这位“梁院长”也很客气。
制图｜叶雪鸣做这一行的人自己利用代孕生孩子的，并非只有梁鸿一个人。他认识的一位老板就很享受这种“近水楼台”的便利。去年，一名医生将4颗胚胎分别移植到4位代孕母亲的子宫里——它们全都是使用同一位代孕公司老板的精子受精形成的。不过在胚胎着床后医生检查发现，4个胚胎都是雌性。这位老板随即让3位代孕母亲做了流产，只保留了其中一个胎儿。他表示，“明年还要做，继续生儿子。”
虽然寻求使用代孕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位老板那样的“潇洒”。吕进峰说，“找我们的人中，99％都不具备生育能力，就想生一个孩子；只有1％的人自己能生，但是想花钱找人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机构发布的《2012中国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调研报告》则指出，“调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0％，两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5％，10年内无子女占25％。就诊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年龄40岁。” 吕进峰说，“每个月联系我们想做代孕的意向客户，至少有五六百，业务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长，每年的增幅约有50％。”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代孕中介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吕进峰保守估计，仅从他那出去自创公司的就有50多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狂飙的还有价格。2004年，吕进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结束后，付给代孕母亲五万元，“她就已经开心了”。后来这一费用涨到了8万，又从8万涨到10万、12万乃至18万，如今已高达20万，翻了四番。一些医疗机构也眼红这个市场，蠢蠢欲动。“没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说也有两百多家左右，有些就是在纯粹做代孕。”吕进峰说。
代孕行业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监管的真空更助长了这一行业的畸形繁荣。由于代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经营活动。“行业内大部分还都是手工作坊，夫妻店、兄弟店，找个地方就做。”吕进峰手下的员工张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纯进口，整套设备下来得六七百万。“很多中介机构使用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淘汰下来的设备，总价不会超过80万。”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以保证成功率。吕进峰说，他在上海的设备就耗资上千万元，一套净化空气的层流设备不下数百万。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买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房间里，成本不过千元”。
这令很多代孕机构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很多客户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会选择到便宜的机构去做，最后孩子没生出来，钱也打了水漂。”吕进峰说。没有技术和实力支撑，很多机构都只是昙花一现。另一家代孕机构的董事长则表示，“这些倒闭了的机构有时直接换个名字就能重新开张捞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因代孕发生纠纷、甚至有人利用代孕诈骗钱财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在胚胎移植失败后，代孕机构掩藏真相，伪造产检证明，继续向客户骗取费用。2015年初，《羊城晚报》报道了一对夫妻因“借腹生子”被骗的经历。一对结婚10年未育的夫妻，在已经花了40多万元之后，被中介以代孕妈妈身体不适等多种理由索取额外费用。这对夫妻拒绝支付，对方以流产相威胁，最终真的给代孕母亲做了流产手术。事后，代孕机构又声称“胚胎本身有问题”，要求该夫妇向代妈赔偿17万元。也有客户耍赖反悔的情况。有的人想要生儿子，结果生下来是女孩，就拒绝支付尾款。
代孕产业背后是丰厚的利润。“做一单业务，利润在30％?60％之间。”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财务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给业务员统计工资的时候，她发现，“一个业务员一个季度的提成接近16万”“一单业务，业务员可以提3到10个点。”
如果以最低65万元的标准、一单业务30％的利润起算，吕进峰迄今总共开展了上万个婴儿的业务，保守估计利润至少上10亿。吕进峰笑而不语，“不要只是谈钱，我们是做爱心事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在她的《婴儿生意》一书中，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领域里，这是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的行业，但是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这一点，在吕进峰身上尤甚。“我们是献爱心，做慈善。”无论是公开面对媒体，还是面对每一个客户，他都是如此表示，然而谈业务的时候，他照样对客户讨价还价，锱铢必较。
就在几天前，一对客户购买捐卵者卵子的9.5万元费用没有到位，尽管第二天就要取卵，然后与男客户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吕进峰还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们对胚胎成型后就移植进代妈子宫的请求。“先把胚胎冻上，钱一到位，就移植。”
吕进峰说，“这个行业如今已经是传统行业，产业化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隐蔽）。” 的确，这个巨大的婴儿生产王国已经被细化成一条分工明确的生产流水线：有中介负责寻找代孕母亲；捐卵市场也有专门的从业者，争相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信息；还有人提供代孕手术所需的各种医用器械。只不过，这个与个人隐私紧密相关的行业，一直在常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隐秘地运作着。
（下左）住在左边门内的周女士，30岁，湖北潜江人，身高1米62，初中文凭。以前在老家是养殖小龙虾的。自己有1个女儿，已经12岁了。拍照的一周前，刚刚顺产剩下代孕的男婴，7斤8两重。摄影｜AA69后勤人员
（下右）住在右边门内的叶女士，30岁，福建福州人，身高1米62，初中文凭。以前开店经营沙县小吃的，后来亏了，于是做代孕挣些钱。自己有2个女儿，大的11岁，小的7岁。目前腹中大概36周。摄影｜AA69后勤人员
四
来自湖南郴州的陈芳（化名）从事的是这个流水线上最重要的“工种”。 她今年32岁，不知是否是多次怀孕所致，还算年轻的脸上已经有了细纹。接受采访时，还有三个多月就要临产了，陈芳面部鲜有表情，不爱说话，也不像同屋别的代孕妈妈那样喜欢十字绣或者织袜子、织毛衣。她只有一个爱好——看电视。除了睡觉以及每天两次在小区里散散步，她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手握遥控器，从一个频道换到另一个频道，“我只要有电视就行。”
吕进峰的代孕公司将陈芳介绍给顾客而赚取中介费，她则靠出赁自己的子宫获取报酬。在吕进峰这里，像陈芳这样的代孕母亲有200多名。“大家做这个就是为了钱。”说这句话时，陈芳眼角的纹路微微有些舒展。
对于代妈，吕进峰的公司有一个“完善”的工资计划：每个月给予每个代妈2000元生活费；怀孕3个月以后，除工资之外，每个月再发1万元酬劳；第5个月后，这一额度上升到两万，一直持续到临产；余款在孩子安全出生后一次性支付，总计20余万元。代孕机构除了要付给代妈酬劳，还要承担她们住处的房租、水电、保姆费等。当然，这些钱最终都出在客户身上。
陈芳住的房子有130多平方米，三室一厅，只有床、桌子等基本的家具摆设。房子里还住着另外两位代孕母亲：一个刚生完孩子在坐月子，年龄30岁，代孕之前自己生过一个女孩；另一个也是30岁，怀孕36周，自己育有两个女孩，大的11岁，小的7岁。和陈芳一样，两人也是初中学历。陈芳是三人中最早住进来的，选了主卧，有一个小的壁橱间和独立卫生间。事实上，她并没有多少物品需要摆放，房间里空空落落。
代孕机构对代孕母亲的住所选择是有窍门的，一般青睐一梯两户或两梯四户的户型。即使是出去散步，上午也得在9点以后才能出门，下午则是两三点钟，以避开上下班高峰期。“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避免她们见到很多人，我们也会嘱咐她们不要和陌生人乱说话。”一名后勤人员说。
其实，客户往往比代孕中介还要谨慎。一名曾采访过代孕夫妻的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对夫妻在代孕的时候受骗，向我们爆料，还带着我去了代孕机构所在的公司追讨债款。事情结束后没多久，再跟他们联系，发现号码已经换了。”
很多女客户在代孕妈妈怀孕的同时会假扮怀孕，根据月份大小购买相应的假肚子，甚至会假装孕吐。“前几年，这样的客户挺多，这两年很多人接受了代孕的观念，假装怀孕的也就少了。”吕进峰说。
代孕母亲由保姆照看。保姆据说是从月子中心请的，负责她们的一日三餐。 保姆只是这条婴儿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名后勤服务人员。吕进峰公司驻点在这个城市的后勤人员有二十多名，这支队伍为两百多名代孕母亲服务。
除了代孕母亲的日常起居有人照顾外，还有人专门陪同她们去医院产检。和普通妊娠一样，代孕母亲也要进行产前的所有常规检查。负责陪同接受孕检的后勤人员要记住医生的叮嘱事项，并帮代孕母亲拿药；最后，他们一直要服务到婴儿产出后的DNA亲子鉴定环节。
代妈产检也是分批进行的，一般不会超过3位。“一下子带着么多大肚婆去，会引起怀疑的。”上述后勤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待产的生活让陈芳觉得颇为舒适。10年前生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虽然不用下地干活，但还是要操持家务，为丈夫和公婆准备三餐。
这是陈芳第二次做代孕母亲。2015年11月，她刚替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产下一个女儿。生下的小女孩白白净净，眼睛很大，头发也比平常的婴儿茂密，陈芳对这个从自己肚子里取出的“小玩意”爱不释手。然而，两人的相处只维持到陈芳出院，“客户就把她抱走了”。
在接触代孕这行之前，陈芳刚从老家出来一年多，在广东一家玩具厂打工，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只是初中毕业生的她，连“试管婴儿”这个词都没听过。“一开始，我也怕是骗人的，但是我的一个老乡去和吕总的公司接触了下，觉得没有问题。”
陈芳先和丈夫商量了下，丈夫反对。“你别被人骗了、卖了”，丈夫冲她吼，并让她赶紧回家。但一次代孕成功就能赚20多万块钱，相当于在玩具厂打工6年收入的总和，“如果做不成就顶多白做，又没什么损失。”陈芳还是瞒着丈夫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在移植前，陈芳和两三个年纪相仿的人被带到医院做了孕前检查，主要包括抽血化验和妇科检查。B超检查显示，子宫的健康状况良好。所有费用由吕进峰的公司支付。检查合格者即可进入下一步的胚胎移植中。
在她的印象中，做移植的房间不是很大，有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两三个护士。上手术台的时候她有些哆嗦，她甚至难以相信，放入体内的这个小东西会在子宫内发育成和自己儿子一样的生命。短短几分钟，移植就完成了。陈芳没想到，“就像去菜市场买个菜那么简单”。
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需要精心设计好每一个细节。例如，为了获得真实的婴儿出生证明，在产妇入院前代孕机构就要用客户的信息给代孕母亲办理一张假身份证，头像是代孕母亲本人的。入院手续刷客户自己的身份证办理，如果医生、护士查房需要看身份证，则由代妈出示假证件。“医生又看不出来！这样，婴儿出生后医院就会开出生证明，拿去入户。”
跟孩子分开那天，是陈芳第一次见到她所服务的客户，也就是“小玩意”未来的父母。确切地说，正在床上坐月子的她只是隔着门缝瞥了一眼这对中年男女。按照行规，在代孕母亲待产期间，客户是可以来探望和陪护的，然而，多数客户出于隐私的考虑，选择不露面。孩子被抱走的时候，陈芳偷偷抹了几把眼泪。“十月怀胎，肯定会流眼泪嘛，但后来就不再难过了，毕竟没有养她。”她用牙齿慢慢地磨一下嘴唇，眼睛盯着正在播放的电视。
陈芳从代孕机构那里如愿得到了20多万元的酬劳。按照协议，孩子生出来如果超过7斤2两，代孕母亲将获得额外奖励，每超出1两，客户多支付其500元。陈芳为此多拿了2500元的红包。
拿着钱，陈芳回到了老家农村，还了丈夫早年跑运输时欠下的债，把家里两层半的老楼房推倒，重新盖了一套3层半的小楼——多出来的半层是用来晒稻谷的。
房子盖好后，钱也花完了，装修的钱却没有着落。思量再三，丈夫同意她去再做一次代孕母亲。只是这次不是她一个人出来，一起来的还有村里的几个姐妹。在家盖房的这段日子里，陈芳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她们听，“她们看到我赚到了钱，都很信任我。我们也不是跟别人睡觉的那种（生孩子），大家也是有困难也才会出来做这个。”陈芳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这样的太普遍了，太多了，一般做过的人都会介绍人过来。”关键是，每介绍一个代妈给代孕机构，她可以获得1万元的介绍费。
代孕中介对代孕母亲的要求并不复杂：24?32岁，已婚，生过孩子。“如果没生过孩子，代孕时万一剖腹产，自己再想要孩子，要隔3年，风险较大。”吕进峰公司的一名后勤人员解释说。由于需求大，代孕母亲供不应求，排队的客户往往并没有挑选代孕母亲的机会。
“代妈多来自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等地的农村，其实哪里人都有。”多数代孕母亲像陈芳一样，赚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或做生意。“有人生了一次，回家做生意做不下去，就又出来做，生两三次的都有。”
2016年12月某一天陈芳的食谱：早餐冲泡一杯五谷杂粮粉，再加一杯提子燕麦片，两个包子；午餐胡萝卜猪骨头熬汤、尖椒鱼干、清炒白菜；晚餐豇豆炒肉片、清炒菜花、摊鸡蛋。每天要穿插吃很多其他的食物，泡奶粉、吃水果、花生、坚果、红枣，还有补点维生素片、钙片等营养类药品。陈芳坦言：这比自己怀孕那会儿吃的好多了。《中国新闻周刊》摄影｜冉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生命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长秋总结，就代孕动机来说，金钱是女性作代理孕母的最大动力。美国一份调查也显示，90％的代孕者承认，假如她们能支付自己日常生活费的话就不会替他人怀孕。在国际市场上，从事商业代孕的主力军是印度的贫穷妇女。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从事代孕的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工作，大多是生活所迫，而生一个孩子所获得的收入，往往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刘长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6年6月，陈芳子宫里再次移植进了一个胚胎，距离上次生产仅有半年时间。这次，她已经颇有经验，“专业”了不少，甚至还能安慰同批移植的姐妹。她只有一个担心，即移植的时候子宫内膜会不会脱落，“如果脱落了，就白做了”。
事实上，子宫内膜脱落的概念并不像陈芳理解的那样。从医学角度来讲，子宫内膜厚度会影响女性子宫的环境，过厚或过薄都有可能影响胚胎着床的成功率。胚胎移植后可能无法着床或者着床后容易脱落，从而造成流产，而不是陈芳所理解的当场脱落。不过，没有人跟她详细解释这个概念，她只能从手术医生、护士甚至姐妹那里获得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并尽力让自己理解。
胚胎移植成功后，等待陈芳的是75天的黄体酮注射。黄体酮是孕激素，是一种常规的保胎手段。黄体功能不全会导致妊娠率下降，流产率增加。作为试管婴儿操作的最后一步，用黄体酮来帮助胚胎着床和保胎大约为三个月左右。每天，都会有护士过来给陈芳打针。黄体酮针是一种油剂，推起针来很慢，会很疼。而且随着注射次数的增多，皮肤吸收变慢，注射会变得越来越痛苦，很多代孕母亲的臀部会红肿疼痛、结硬块，陈芳也不例外。
在20多平米的房间里，代孕母亲的生活被支配着。她们需要由后勤人员来安排基本的生活。代孕协议用几个“不得”和“必须”将代孕母亲的行动掌控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有向家人通电话的权利，但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需求方同意的任何人见面。
在移植前，代孕母亲被要求每天外出累计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21点前必须回居住处，23点前必须就寝；移植以后的半个月内，除上厕所，必须卧床休息，吃饭均需在床上进行，其间不可以洗澡；怀孕3个月后，除了定时散步和产检外不得外出，22点前必须就寝。如果违反，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代孕母亲还需要配合客户的要求进行胎教，例如听音乐、锻炼、看书。也有客户会给代孕母亲单独租房子，每天陪着，直到待产。一位中介人员曾遇到一件事。一次，他手下的一个代孕母亲给她打电话，“把我接回去吧，我要累死了。”沟通后才知道，客户要求代孕母亲每天早上起床念英语，中午磨墨写字，文化水平不高的代妈说“不会写”，但客户不依不饶，“你只管写，乱画都行。”
有时妊娠反应严重，陈芳会没胃口。保姆给她熬鲫鱼汤，浓白的鲫鱼汤端到面前，她却怎么都喝不下去。“但喝不下去也要喝，胎儿没有营养长不好，我们做这个，也想保证成功。”
在吕进峰公司的协议里写着，如果产检发现胎儿小于正常范围，会扣除不菲的佣金。“发现偏小以后，产检过程中多次（相隔一个月以上）发现胎儿偏小，每发现一次扣代孕佣金5000元。甲方保证其生养的婴儿不得轻于2700克（指怀孕单胞胎）。每少于50克，甲方的代孕佣金减少2000元”。
几次产检，陈芳都有些缺铁性贫血，医生给她开了补血药。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表明，50％以上的孕妇会生理性贫血，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不仅危害到孕妇自身的健康，还可导致死胎、早产、分娩低体重儿、新生儿营养性贫血等。
事实上，生育本身就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行为。医学研究表明，孕妇在孕期及生产时，可能会面临妊娠合并心脏病、羊水栓塞、子宫破裂、大出血、感染等数10种风险。除了以上风险，代孕母亲还要承受药物损害、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在内的更多风险和伤害。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由于代孕母亲必须要承担代孕过程中的许多风险，该州法律要求医师在签约前，必须告知契约当事人（包括代孕母亲和委托人）人工生殖的成功率；植入胚胎与多胞胎怀孕的风险；相关程序的性质和费用；人工生殖中服用促排卵药物、取卵和植入精卵或者胚胎对于健康所产生的风险，以及代孕对心理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都能够帮助当事人对于契约深思熟虑，假如一方反悔，法院要强制双方遵守契约。
在中国，代孕各方所有的保障都系于一纸合法性基础不足的协议上。当然，协议对某些可能产生的后果也进行了一些规定，例如：甲方在孕期3个月至5个月前发生意外流产或经大型三甲医院鉴定必须流产，如因需求方原因，甲方的身体伤害治疗费用由需求方承担，另外需要支付15％总代孕佣金＋5000元赔偿金；如果甲方在协议期限内死亡，经公安部门鉴定为需求方责任，则需求方除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外，赔偿甲方家属10万元整。“需求方”是吕进峰的公司，甲方是代孕母亲。“有时候家属闹一闹，我们赔得就多一些，这也没有办法。”吕进峰说。
2007年之后国内私人代孕产业发展迅猛，这才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并开始严厉打击。吕进峰也没逃过去，“有三个代妈被拖走强制堕胎，两个双胞胎、一个单胎，赔了好几百万。”
今年春节刚过，国内有关代孕合法化的讨论又成为热门话题。多年以来，每当有关于代孕法规制定的动态，吕进峰都格外关注。历次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开讨论，都让他所处的整个代孕行业很紧张。
2015年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表决期间，吕进峰可谓坐立难安。当时草案打算将“代孕条款”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在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国家卫计委希望通过此举将代孕这一事情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这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的标志。“如果禁止代孕被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就意味着，地下代孕将不再是灰色地带，而是违法行为，有法律依据了。”吕进峰密切地关注着。结果到了最后一天，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的条款。
在吕进峰看来，“从国内目前的情况（包括不孕不育现状）来说，国家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打击力度，现在（监管）就是真空期了，是默许。”说到这儿，他突然又有些惶恐，一旦代孕合法化，肯定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这个行业，医疗机构本身也会去开展业务，到时候竞争力可能就保不住了。
面对目前的局面，吕进峰迫切地需要巩固自己代孕王国的地位。几年前，他就有建设医疗基地的想法，但当时遭遇了骗子，赔了不少钱，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从2016年年初开始，他频繁地奔波于北京、上海等地之间，筹划并建设了新的基地。现在，每一位客户在签约前，都被邀请到基地来参观，吕进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客户对他的信心。
“目前，我基本上可以无视其他对手。就像手机厂商有成千上万，但大头利润还不是被苹果拿去了？”吕进峰有自己的雄心，他想象着代孕合法化之后，“租一座大楼，就叫AA69大厦”。
/ _ J5 b) k6 G5 Y; ]- }* U/ V“你看，我们的沙发都是私人定制的，我就喜欢高大上。”在他其中一家基地的办公室里，吕进峰整个人都陷在沙发里，他高高地架起二郎腿，双手肆意地搭在沙发扶手上，仿佛是这个地下王国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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