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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先后结识上百位巴蜀籍学人和文人，他们皆有各自的创作成就和写作风格，呈现出四川盆地神奇地理文化孕育的天府人才鲜明特质。其中，汪毅先生为交往近十年的师友之一。他每有新书出版便蒙惠赠，近年编有《汪毅还甲》（八卷本）及《汪毅文事辑录》（1975—2019）。获阅书后，深有触动，从中可得到良多有益当世及未来学子的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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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堂学：艺术画派体系的构建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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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之学里，最具个人建树性的便是大风堂艺术研究系列，可谓点滴汇集，集腋成裘，成为“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研究的突出贡献者。他不仅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画派史留下颇有建树的个人经验资料，而且总结出如何开展艺术人物及画史研究的“汪氏方法”，堪称一种学术范式。$ h% W. G& S" u& Y. r B0 K
1.从启发到关注，汪毅与大千之缘及由来/ m) O5 E* P4 y- v/ w) L9 ]3 E2 r+ A
从事开创性研究往往会有些不解之缘，仿佛冥冥之中有所注定。20世纪70年代，汪毅下乡到四川安岳县当知青，见阅当地石刻精美，便开始不断搜集思考。80年代后期，他在研究中发现从内江走出去的艺术大师张大千与敦煌石窟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于是从石刻（物）转向人物（人）研究，倾其精力，开展研读，陆续获得文化成果并出任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专业平台，使得他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活动能力与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可见，学术机缘确乎对优秀人才出现至关重要，但机缘却也是留给有准备、不放弃和坚持探索下去的人。
0 I f8 \& S' ]) M3 u 2.构建体系，汪毅的成功与多元实践( r4 F- V( }7 m$ V' D# Y% c
大风堂为张善子、张大千昆仲的画室名。张氏昆仲画誉世界，研究评述的成果非常之多，特别是张大千，各种研究机构先后推出不同课题与举办专题活动数不胜数。张氏昆仲型的巴蜀画界圣手极为难得，也很难再有，而汪毅选择从事研究大风堂，又如何以其自身的学术成果得到其他人士的认可，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评价汪毅为“（张）大千身后知己”“大千知己”，其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研者如云，论文如海，倘若没有创新性和独特性，那是不可能流传的。而一位学人倾其一生才华投入精力研究是否值得，以至于不会变成学术云烟或学术泡沫，那是需要文化学者自身斟酌权衡的。 4 A% x; g+ z1 k 通过汪毅先生《我与大风堂回顾》文章，其列出的大风堂研究专著（编著）便有八本，基本完成于近十余年。他还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有关大风堂的文章百余篇，涉及甚广，有的甚至弥补了学术空白，如“张大千学”的研究、张大千与中国文艺复兴、张善子的抗战美术贡献以及大风堂门人和再传弟子群体的艺术传承现象等，尤其着力将大风堂作为一种艺术史与画派史角度来探讨（如大风堂画派与岭南画派的比较研究），展示出张氏昆仲与大风堂的成长历程，以说明这是一个仍有活力生机的艺术画派，从中不只阅读到艺术家的掌故逸事与时代抗争，更可感知一个时代鲜明真实人物的具体存在，蕴现出大风堂画派的自觉传承意识和博大心态气度，进而可以启示其他从艺者，若要有所艺术作为，应如何致力并倾入人格精神。 . m* q2 b0 q5 N/ |' T) C$ ^8 z 汪毅研究成果的形式载体有专著、报纸、画册、书籍、论文、年表、散文、综述、评论、序跋、访谈、报告、建议等，共同组合发挥出文化创作的复合效应。他从重庆到安岳到内江再到成都的人生四城行旅，分别书写出种种文化事迹，可谓一路既传播了大风堂画派，又烙上了大风堂文化风格的印记。
安岳石刻：青年时期学术成长的缩影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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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未满20岁的重庆知识青年汪毅上山下乡来到四川安岳县思贤公社。因文艺创作成果的相对突出，1981年汪毅调安岳县文化馆工作。1984年，年仅28岁的汪毅任安岳县文化馆馆长，为当时四川最年轻的文化馆长（安岳为四川人口大县之一）。在柠檬香和石刻感的大地里，一方面，他不断拓展群众文化工作思路，体现在组织工作方面的能力（1986年1月20日的《四川日报》曾有通讯介绍他）；一方面，他充分挖掘本地石刻资源，身体力行考察搜集，成为把安岳石刻逐步推向全国乃至海外的有贡献者之一。 2 F" |6 K# {: x 1.采风之旅，安岳石刻引起关注 1 A' ]9 @3 I- I5 v& t 1982年3月，汪毅在《四川日报》报道安岳“发现”巨大卧佛，随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个报道，奠定了汪毅率先在省级和国家级媒体报道安岳卧佛的记录，引起了文物界、学术界等的极大关注。随之，他一发不可收，创造了若干个“率先”：率先将紫竹观音的评介推介至省级媒体《四川日报》（1982年11月7日）和国家级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12月21日）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的《广播之友（周报）》“广播文荟”登载（1985年第3期），甚至最早推向海外，即通过中国新闻社向海外介绍（1984年5月9日）；率先提出了安岳石刻“承上启下论”和“安岳石刻学”等重要学术观点（见1991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率先以志考安岳石刻并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中国地方志》发表（2018年第4期），率先从美学角度解读安岳石刻，率先将安岳石刻推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载《龙门石窟15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讨论会论文提要集》）。
$ o% i& E: A7 m 汪毅从事方志工作20年（1996—2015），直至退休。期间，他担任过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巡视员、《四川省志》副总编、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凭借工作实践和较扎实的文史功底，他以“中国方志人”的形象，在方志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并有一定影响。 . D1 s0 c/ n, e5 h2 l 1.方志论述，从方志中国到方志四川 B2 B M* o; p: l' N' F" R
方志是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不少学术名家都有参与纂修方志的文化经历，如章学诚、宋育仁等。就四川而言，历史上的蜀志更是名志不断，说明蜀人优良的修志传统。四川崇州人常璩所修的《华阳国志》，便是中国地方志的骄傲。而历代四川方志，则是蜀学学术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c5 V/ {( [. _
1996年，汪毅投身方志事业这一个崭新的职业领域。为做好这项工作，他努力学习，不断增补知识，以扩大方志视野。他曾参与《方志中国》纪录片两集的撰文（该纪录片10集，由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国家方志馆“方志中国”的策展，并多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交流地方志经验。特别是他所著《方志四川》（四集文献纪录片文本），有别于四川方志史概述之类书籍，即通过生动形象的描述与穿插人物访谈，对四川历代方志系统回顾，搭建了一座四川纸上的方志馆。该著于2014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修订本载2018年《巴蜀史志·增刊》，并作为四川省地方志系统培训的资料之一。9 W7 Y' Z6 e- L
在中国方志界，有关方志研究出版的著述虽然车装斗载，但由于这本《方志四川》形式特别、表现特别，使之成为中国方志界第一例，《图书馆报》《四川日报》《中国地方志》《文史杂志》《巴蜀史志》等报刊的评论达2万余字，不仅获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而且拍摄写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三五个五年计划》。还值得提的是，他作为副主编的《三星堆图志》巨册，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从中，不仅可一览古蜀文明之精华，而且从一个侧面看到汪毅因从事地方志的工作经验积累，使得他在研究张大千、张善子、安岳石刻及编纂个人文集时也有着相应的方志影响。
" n$ m) g, \3 K+ M. g+ z4 s 在从事地方志工作期间，汪毅担任过《巴蜀史志》副主编（责任人），主持编有96期杂志。该刊不限于对方志理论的学习总结，还刊发蜀中文化钩沉之作，已成为巴蜀文化传播的权威平台之一，影响广泛，笔者的《“蜀学”圆桌谈》和《李约瑟自流井考察记》曾在该刊发表，得到一定的关注和好评。
$ b, C' m) y# @. w0 C 出自于对“第二故乡”安岳的特殊情怀以及长期从事方志（地情）文化的钟爱，汪毅最近向四川省安岳县图书馆无偿捐赠了价值数十万元、重约3.5吨的以地情书为主的书籍，以及有关安岳石刻与人文（贾岛、陈抟、汤绍恩等）的书画、信札、文稿、地情资（史）料等，建起了一个以之姓名命名的馆中馆——汪毅文献特藏馆，并于2020年4月23日即“世界读书日”开馆。其数量和内容，包括一个小型图书馆、一个小型书画馆、一个小型地情馆，传递了他欲表达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理想的寄予。对此举措，他戏谑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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