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一护士手术后指责医生未穿隔离衣 索赔70万
沈阳第一人民医院干诊科的护士李红于所在医院进行三次手术后，怀疑自身在手术过程受到感染，继而指责医院外科主任孟昭余没有根据规定穿戴口罩和隔离服进入手术室。在与医院的调解过程中，李红向医院提过70万元的赔偿请求。李红手中的证据是一张照片。照片中，孟昭余和外科医生陈建军站在导管室手术间病床旁，孟昭余并未穿戴口罩和隔离服。但孟昭余并不认可这样的指责。他告诉澎湃新闻, 此时手术还在准备阶段，他只是进入术间给主治医生指导手术位置，没有穿戴隔离设备是合规的，“而且从病人的手术部位来看，这也不是李红，应该是另一名患者。”而李红的激烈反应源于她对将来可能需要“换肝”的担忧。李红说，从今年3月末持续到4月末，她在本院外科接受的三次肝囊肿穿刺手术令她忍受了极大的痛苦，还留下了“以后可能换肝的隐患”。李红的主治医生、负责其前两次手术的外科医生陈建军则表示，临床表现来看，李红已没有继续治疗的必要。至于治疗过程，陈建军表示不愿多谈。该院一位王姓院长告诉澎湃新闻，目前院方和护士李红只进行了自行调解，并未达成共识，尚未选择沈阳市医调委进行第三方调解。患者质疑隔离不当引感染据李红说，自己1984年护理专业毕业，已在沈阳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了三十几年。李红称，肝囊肿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自己的母亲和姐妹都有肝囊肿。“如果不长大，没有任何影响，3年前我就被检查出了。”今年初，李红感觉胃不舒服。“检查之后发现囊肿变大了，压迫到胃，所以决定做手术。”李红向澎湃新闻提供的部分病例资料显示，3月26日，她被诊断为肝多发囊肿。4月21日，三次手术之后，她的CT诊断为肝囊肿伴感染，疑似肝脓肿。“我也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看过，一位医生也说出现了感染。”李红提供了4月18日在中医大附属盛京医院就诊的记录。根据李红提供的姓名，澎湃新闻在中医大附属盛京医院官网介入病房查到这位医生的信息。李红认为，之所以引发感染，与外科主任孟昭余在第一次手术指导和第三次主持手术中未穿戴口罩、隔离衣脱不开干系。李红说，“在无菌手术中，这就是违规违纪。”李红向澎湃新闻提供的一张照片显示，孟昭余和陈建军站在导管室手术间病床旁，孟昭余并未穿戴口罩和隔离服，“这是我第一次手术时别人帮我拍的”。而关于孟昭余第三次手术隔离不当的指控，李红未能向澎湃新闻提供相关证明。上述第一次手术的照片被孟昭余否认。他向澎湃新闻表示，此时手术还在准备阶段，他只是进入术间给主治医生指导手术位置，没有穿戴隔离设备是合规的，“而且从病人的手术部位来看，这也不是李红，应该是另一名患者。”http://cms-bucket.nosdn.127.net/catchpic/3/39/3940CDB2B0BC66E7BFD972F3B82094B0.jpg图片说明：李红和孟昭余的短信来往。http://cms-bucket.nosdn.127.net/catchpic/1/17/17C872C9FD4FE4FA84C106D6F352F9FA.jpg
图片说明：孟昭余、陈建军在导管手术间内的照片。8月16日，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向澎湃新闻提供的一份情况说明则称，该照片为李红手术结束后拍摄，两名负责手术的医生陈建军、孟昭余手术全程均严格按照无菌原则操作。沈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的工作人员解释，只要进入手术室内，原则上医生都应脱掉平时会诊时的白大褂，换上隔离衣。另外，孟昭余向澎湃新闻表示，李红术后出现“疑似感染”的原因现在还无法给出答案。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医生陈小松则认为，肝囊肿穿刺手术术后感染的几率并不高，不过多次穿刺的确会增加感染的可能性。患者怀疑有后遗症，医生称已痊愈根据院方提供的前述情况说明，李红分别于3月28日、4月6日和4月21日进行了三次肝囊肿穿刺手术。李红提供的两份CT诊断显示，4月12日，她被诊断为“肺炎、右侧胸腔积液”。4月21日，补充诊断结果为“肝囊肿伴感染，肝脓肿？”孟昭余向澎湃新闻证实了这两份诊断的真实性。孟昭余和陈建军二人均称，李红出院时已完全康复，达到了肝囊肿手术治愈出院的条件。孟昭余表示，李红曾经被诊断出的“肝囊肿伴感染”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院方前述的情况声明也指出，医院对李红的诊治已达到了术前的预期效果。然而，李红称，出院后她曾又在中医大附属盛京医院前述医生处检查。“医生说我的肝脏留下了一个感染灶，这意味着以后我可能面临着‘换肝’的风险。”截至发稿前，李红的说法尚未获得证实。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医生陈小松表示，针对肝囊肿，他建议采用手术切割囊肿部分进行较为彻底的治疗，而肝囊肿穿刺手术虽然难度系数小，但容易反复发作，引发并发症，更适合不宜开刀的老年人。向自家医院要求赔偿三次手术后，李红走上了自己的“维权之路”。医院一位王姓院长向澎湃新闻证实，院方已多次劝说李红通过沈阳市医调委解决问题。然而，李红并不愿意轻易选择市医调委来解决问题，“医调委只能解决经济补偿问题，而我要医院给我一个违纪违规的说法，而这个是医调委给不了的。”沈阳市医调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医调委的工作需在双方自愿、共同举证的基础上进行，“比方说，如果医患双方对是否穿戴口罩和隔离衣持异议，双方可以出示医院的监控视频。而如果不能提供，我们无法主动调取。”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沈阳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第五条，于2014年底成立的沈阳市医调委是专门调解医疗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独立调解医疗纠纷，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的干涉。前述王姓院长表示，她也曾听说李红向院方提出几十万元的赔偿诉求。
2016年8月，李红和院方的争论再次升级。李红承认，她确实向医院提起过70万元的赔偿请求，“如果以后真的要换肝，我咨询过做过手术的朋友，大概就是这个价格。”李红在朋友圈发了两条帖子，文中称在与孟昭余协商过程中，孟昭余曾对她的公道声讨表示威胁，“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而孟昭余则告诉澎湃新闻，他从来没跟李红争论过。“她就是希望医院多给她点钱，她爱怎么说怎么说。”李红和孟昭余均表示，他们都认识对方多年。孟昭余曾用“老相识”来形容李红。然而，手术之后，两人已许久没有联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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