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募捐不用考虑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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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峰：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培峰：个人不可以募款，跟银行相关的一个条例有具体规定，个人募捐算是私人集资行为。但是类似吴恒这种行为在社会上肯定是存在的。

个人募捐在公信力和社会监督方面都存在问题。现在《慈善法》还没有颁布，因此公民个人募捐的行为在法律上存在一些不是很明晰的地方，但在相关的法律里面，对个人募款行为是明确禁止的。但是所有的社会里都没有把这种个人的私募行为彻底剔除。

《公益时报》：有人说“一本正经”计划是个网络求助行为，您怎么看？

刘培峰：网络求助要看是为自己求助还是为别人求助，这是两个概念，像“一本正经”计划的性质就是募款，不能用求助混淆募款的事实，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一本正经”计划中，吴恒就是个中间人的角色，而募捐的核心正是中间人。实际上，国家设立基金会通过专业化的渠道解决问题，就是想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需求跟愿望有效对接，比如我有愿望奉献爱心，你有需要但是我却不知道，这就需要有专业化的途径对接起来；第二是建立一种秩序。然而在所有的社会里面，通过私人途径所做募捐在小范围内都是存在的。也就是组织化的行动，并不能否定私人对社会公益的愿望，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私人通过大规模的组织化和机制化的行动来实行募捐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种行为所带来的风险。

《公益时报》：个人募捐需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

刘培峰：最大的问题是钱是怎么用的？社会有没有有效的监督？社会公信度的成本是很大的，组织化的公益行动会大大降低这中间交易的一些成本，比如公开的信息、长期的信誉保证等。个人出于爱心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高尚的行为，但实际上会留下很大的制度真空，道德有时候能填补制度的真空，但是有些时候制度的真空恰好是道德出问题的原因。

社会上有很多案例，有些学校为救助白血病学生组织募款等等，为此引起的案件也比较多。

《公益时报》：这些人为什么不去找相关的社会公益组织合作，而是独自发出求助信息？

刘培峰：这首先反应了社会组织做得不够好。对个人而言，募款成本和捐款成本都是很高的，而且会出现重复性的募捐，造成资源浪费。把社会需求通过正规和专业化的组织对接，组织化的行动可以弥补这些缺点，但在所有的社会里面，组织化的行动都没办法完全取代个人行动，这实际上是一个永远的困境。

第二，社会组织没有深入社区、深入人们的生活中，人们很难跟它对接起来。这也是第三方的问题，第三方不能有效体察到别人的需求。

《公益时报》：吴恒的“一本正经”计划其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您对这种实际存在的募捐行为有何评价？

刘培峰：一方面表明社会中有爱心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都很多。第二，像吴恒这样的个人行为确实解决了一部分社会问题，但它不是法律所提倡的。所以，公募基金会需要转身，体察社会需求，从而开展更多的社区项目，开展更多的社会募款，把钱用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

第三，表明政府监管缺失。政府应该把这种行动引导到一个规范化和合法化的渠道，加快慈善法的制定，有效规范公益募捐行为，包括主体资格的认定。但是从长远看，不只公募基金会有募捐资格。所以要适当开放募捐资格，让更多的人进入募捐渠道，当然开放的同时要加强监管。

这种个人募捐行为，其实是好事，爱心值得提倡，如果我们马上把它定性为不合法，会带来不良的后果。但这种做法也并不能因为是奉献爱心就不用考虑合法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