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结婚”怎么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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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某地产中介小王，户口在上海本市。由于上海楼市政策，他为了帮客户买房，已经结了四次婚，在民政局和房地产交易中心混成了熟脸，其中岁数最大的70多岁...买到房后，小王净身出户。这一结一离，小王能得到6万元到8万元不等的报酬。（央视网）

2 E7 [! s1 a; G* b/ U9 c    “奇葩”政策催化“奇葩”结婚。这种诱惑人钻空子的政策，并不是头一回。这些年来，从农村到城市，假结婚假离婚的现象层出不穷，背后的原因五花八门，为了突破住房限购规定，有人“离婚”了；为了就读名校，有人“结婚”了；为了多拿拆迁款，又有人“离婚”了……不排除其中有少数人是想钻政策的空子，以实现私利最大化。但更普遍的情形，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动辄拍脑袋，以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把人们引向了假结婚或假离婚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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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 g% [2 U; t1 x3 B    于是，令人意想不到最严格的楼市限购令催生出了最抢手的生意。比如，有的中介趁机做起了假结婚购房“一条龙”服务。微博就上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不妨摘抄过来：北京老同学来电，兴奋地说因为限购房政策，他的北京户口值钱了！买不了的外地人，先跟他假结婚，然后贷款买房，再离婚，他收房款1%作为安置费。丫兴奋得直打响鼻，说顺利的话今年可以结6次婚，娶6个媳妇。200万的房，收六次，可赚12万，还预期中长期艳遇。末了他感慨：做北京人，太幸福了！

, p$ ~, o% O" H3 ]! X' D    每次限购令一出台，就是一些人发财的机会。例如2013年1月14日，各大门户网站都在头条刊登了新京报一篇《非京籍男子为购房与陌生北京女子假结婚》的报道，其内容是某非京籍男士为了避限购令，由某中介公司牵线搭桥，两个陌生人见面、签协议，并在1小时内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这次交易中，北京女子只需出场4次，即可拿到3万元好处费；而中介能得到可观的“服务费”。非京籍男则需要回原籍先与原配妻子离婚与陌生京籍人士结婚再闪电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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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 \9 m/ j2 G  L, v0 U. Q    在这场交易中，非京籍人士买到了房，京籍人士拿到了好处费，中介得到了“服务费”，看起来皆大欢喜，而外地人为了真结婚，需要来一次假结婚，买完房子后来一次真离婚，然后来一次真结婚。结婚、离婚一共3次，闹剧才算落幕。一所房子，让一个单身人士马上变成“二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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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报道在网上引发热议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限购令的思考。限购令将一些有心在京购房的外地人挡在了门外。限购新政一出，让很多本来还满怀希望，努力奋斗的大城市漂泊一族安家落户的心愿就被无情的粉碎了。本来努力攒的那点钱就远远赶不上房价的涨幅，限购令一出，更是让漂泊一族没了希望。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想办法能在自己工作的城市安家落户仍然是迫切的。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买房的刚性需求还在，就会有人敢于去钻政策的漏洞。

    行政管制纵有百密终有一疏，钻空子行为总会如影随形。目前限购令遭遇了各种避限版的“破解方程式”。网上的招数有：比如先签合同暂不过户、借用公司名义买房等；或者干脆弄虚作假：伪造离婚证、冒充公司员工骗取纳税证明与拥有北京人结婚后获得购房资格，购房之后再离婚。或者两个北京人假离婚，成为两个家庭后，便各有两套购房资格，购房后再复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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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D8 s( w* L* J8 t. E; g    更有人开始质疑当下的调控政策，究竟是为了买房人好还是在折腾买房人？说它为了买房人好，是说它可以调控房价，让买房人少掏点首付和利息；说它折腾买房人，是质疑既然大部分人买房是为了结婚，但为了买房竟然要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离婚，这样一来，结婚的新鲜感和使命感还会那么强吗？如果降低了单身人士对婚姻的新鲜感和使命感，必然降低真结婚后的生活甜蜜度，那当初为了结婚而买房的心情，又该如何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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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C  Y: Y) {' F0 G. r% t    所以，一方面，我们须要警惕“假离婚”、“假结婚”这样的视婚姻如儿戏行为，实在是对婚姻和感情的亵渎，长远看必定会伤害到感情。另一方面，“假结婚购房”提醒我们对限购政策进行思考。反复的结婚、离婚，还要付中介费、好处费，却有人愿意为了获取购房资格而支付这些成本。这说明限购挡住了需求的出口，却不能让需求消失。行政管制违背了市场交易自由，纵有百密终有一疏，钻空子行为总会如影随形，“假结婚”只是其一。

% R8 R- W1 `3 r1 {: \8 T) X+ W& o2 ?    正是因为制度设计不够严谨，出现各种漏洞，给人们提供了借助假结婚或假离婚来规避制度的选择。中国式假结婚，既折射出当事人的无奈，也暴露出相关制度的缺失。一项制度的设计，理应兼顾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如果制度本身不合理，或将失去执法的正当性；倘若制度不具可操作性，容易被人钻空子，那必将丧失制度的权威与公正。无论是契约，还是规则，都需要建立在严密性基础上，要尽可能排除诱发道德风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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