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包养多名情妇，还受贿女明星、女模特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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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雷毅也“先后包养了李某某、王某某等多名女性”，并“与一些女明星、女模特发生和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作为全球最大锡业集团曾经的掌门人，云锡集团原董事长雷毅利用职务便利受贿人民币2570万余元、美元30万、港币90万、新加坡币50万，价值53万元的玉器、价值38.05万元的黄金金条。其中1000多万元用来包养情妇。企业老板为讨好雷毅，安排女明星、女模特与他发生性关系。近日，云南省高院终审裁定：雷毅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62年出生的雷毅，1984年参加工作，历任云锡研究所副所长、个旧选矿厂厂长，云锡公司体改办主任、经贸委主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锡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玉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云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等职，46岁时晋升为正厅级干部，任云南锡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成为云南省属十大企业集团的掌舵人之一，也被外界称为“锡王”。

《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了原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雷毅贪腐案情内幕。雷毅受贿共计人民币2910余万元，赃款之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1000余万元人民币，用在了情妇身上。

人物档案：

雷毅，男，汉族，1962年6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1984年9月参加工作。

雷毅是云南土生土长的官员，历任云锡集团研究所副所长，个旧选矿厂厂长，集团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云南玉溪市政府副市长，云南省医药集团党委副书记，最后走上云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岗位。

中纪委披露的案情中称，“这个46岁即晋升为正厅级领导的政坛明星，在政界上能如此一帆风顺，由一名普通的工人子弟一步步走上云南省属十大企业集团的掌舵人，在全省来说极为鲜见，也实属不易。”

雷毅一案信息披露的几道阶梯

相对于新闻机构对雷毅一案的挖掘和兴趣，云南官方对案情披露言简意赅。

最早在2013年7月5日，云南省纪委通过新华社云南分社官方微博发布了雷毅“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的一句话信息。当年8月7日，因为司法机关要对当时还是人大代表的雷毅采取强制措施报请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云南省检察院的报告中进一步透露了雷毅一案涉及受贿的部分金额及案情。

2014年1月24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工作情况。其中涉及雷毅的信息是截至当时官方最详尽的披露，亦不过数百字，“雷毅利用担任云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人民币2411万元、美元30万元、港币85万元、新加坡币50万元，违反廉洁自律规定，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经省纪委常委会决定并报省委批准，给予雷毅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直到半年后，《中国纪检监察报》以“贪腐案例剖析”为由，详细披露了雷毅案情内幕。

2013年3月进入云南省纪委视野

中纪委披露的案情中称，“一封封反映雷毅有关问题的信访举报信件不断寄往省纪委”，雷毅“引起了云南省纪委的高度重视”的时间节点是2013年3月。

雷毅刚任云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时候，也曾怀有一腔热情，理思路、谋发展。

但是在清理矿山劳务承包的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存在巨大利益，一些矿老板因矿一夜暴富。同时，一些人把跟雷毅的交往作为他们发家致富的途径，不择手段地拉拢腐蚀他。加之雷毅在官场和商界混迹多年，关系越来越广，找他办事的人也越来越多。雷毅认为这些人是靠着自己这棵大树才发财的，自己应该也从中分一杯羹。于是，在与矿老板的半推半就中，在“我已经帮企业争取到比以前更多的利益”的自我安慰中，雷毅的底线逐渐被瓦解。

凡与云锡有业务 都要分一杯羹

雷毅曾说：“第一次受贿时，自己也心慌，感到害怕，睡不着觉。”可是，当他收受几次贿赂后，就由紧张转为欣然笑纳了。

此后，雷毅不择对象地敛财，只要送上门的一律照收，凡是与云锡集团有业务往来的，他都要分一杯羹。例如，在转让某参股公司股权时，雷毅就利用职权赤裸裸地向对方索贿1000万元，讨价还价下对方分三次共给了830万元，而对方每付一次钱，雷毅就将转让程序向前推进一步。

短短几年时间里，雷毅就利用担任云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云锡集团的配股增发、股权收购和转让、矿山劳务承包、房地产开发等业务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杨某、李某某等14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910余万元。

三分之一赃款用在了情妇身上

雷毅常以夫妻感情不好为借口，在家庭生活之外找刺激。

2000年，担任云锡股份公司副总的雷毅到北京出差，在酒吧认识了侯某某并与其发生两性关系，不久后包养了侯某某并让其到昆明居住。担任云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之后，雷毅更是变本加厉，先后包养了李某某、王某某等多名女性，并经常一掷千金，出资为她们在昆明、成都、深圳等地购买车、房，其贪污所得的巨额贿赂款有1000余万元人民币用在了情妇身上。

除此之外，雷毅还在一些老板的安排下，与一些女明星、女模特发生和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

为了维持自己和情妇的腐化生活，雷毅不惜违犯党纪国法，以权谋私、大肆敛财。

反调查手段高 遭哥们抢着揭发

2012年，云南省纪委在调查另一起案件时，曾经找雷毅谈话核实相关情况，雷毅认为是在查其他人，绝对不会查到自己身上，因而在调查期间继续大肆收受不义之财，还向某证券公司杨某索要了100万元人民币。雷毅在敛财的过程中，可谓是用心良苦。如让他人代收，只收现金和第三方银行卡，及时转移赃款等。

他自认为手段高明，行为隐秘，反调查手段高。例如，在向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某某收取一笔830万元的贿赂款时，雷毅让另一行贿人杨某前往收取，并让杨某分多次交给雷毅的弟弟雷某。在境外收受了外币贿赂款后，雷毅让其弟雷某以办公司的名义将该款存于境外账户。雷毅还多次让其弟雷某采用办公司、投资股权、购买房产等方式转移赃款。

雷毅藐视党纪国法，不顾国家三令五申，仍然违规购买、使用一辆价格为279.8万元人民币的“奔驰S600”轿车和一辆价格为118万元人民币的“路虎发现者4”越野车等超标车辆。

年过7旬的在逃富豪：涉嫌与10名女性生11个子女，最小情妇00后

在一份花名册中，涉嫌与倪福林有染的女子有10名，共育有11名非婚子女。部分女子和孩子附有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所有孩子姓名中间均为“世”字，有3名注明是中国香港籍。在这些女性中，年纪最小的出生于2000年，分娩时年龄最小的仅19岁。2013年，村民向纪检部门举报。同年，深圳市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将倪福林列入网上追逃名单，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安系统人士确认，该追逃信息至今仍未撤销。

据一位在场人士回忆，倪福林看病挂号时使用了身份证，立即触发报警。情急之下，倪福林火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当警方赶到时，看到的已是插满管子的倪福林。

据一名公司高管介绍，涉嫌与倪福林有染的多名女性和非婚子女居住在5栋别墅中，每逢倪福林召见时才去会面，日常互不打扰，有厨房将各家的饮食单独送到房内。73岁的刘雪时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她正卷入一场百亿股权争夺官司中，被告是她的前夫倪福林，及其名下的深圳市福中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场看似寻常的家产争夺战，却意外揭开了一名富豪匪夷所思的生活圈。

在老家湖南省益阳市享有“首富”名声的倪福林，头顶诸多耀眼光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曾是深圳市宝安区政协委员、益阳市人大代表、湖南省深圳商会会长。在一些媒体报道中，他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弄潮儿，在深圳聚拢财富之后，返乡投身诸多光耀当地经济与公益的事业中。然而光环之下，却是一个隐秘的富豪生活圈。在倪福林一些身边人的讲述中，他曾身陷一起行贿案，目前仍是网络追逃人员；在益阳一处度假区建设其私家庄园，形如仿古宫殿；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与多名女性育有多名非婚子女，一份未获得他本人确认的花名册上，共有10名女性、11名子女。

这是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财富故事：倪福林的财富随着深圳节节高攀的房价不断膨胀，返乡之后，财富在洞庭湖畔溢出泡沫，折射出海市蜃楼般的宫殿和家室，勾勒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富豪生活圈。然而这一切背后，亦隐藏着极为脆弱的软肋——在经历了数次亲信举报事件后，有知情人戏称，倪福林再也不敢开除身边任何一个员工了。

深圳发家的地产王国

倪福林和刘雪时于1973年登记结婚，当时倪福林尚在部队服役。婚后第5年，倪福林退役转业，于1983年出任益阳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以下简称五交化）总经理。

此前，倪福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通过打破“大锅饭”，改革经营方式，用了5年时间，将该国企从固定资产两万元迅速做大到四千万元。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荣誉：1989年，他获评全国劳动模范，1991年获评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

在积累了经营能力和国家级荣誉之后，1991年，他和刘雪时一起南下考察，去了海南、广东的惠州和深圳等地，最终决定在深圳宝安买地，从事房地产开发生意。后来的财富故事证明，倪福林再次踏准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脉搏。

1992年，五交化设立了深圳宝安湘深企业发展公司，后者以五交化的名义向益阳的银行和券商贷款用于购地。

此时出现一段感情插曲。一位和倪福林一起创业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刚到深圳时，倪福林就包养了情妇，且不避讳一同在深圳创业的同事。

消息传回益阳，刘雪时主动提出离婚。1993年4月1日，两人悄悄在深圳市宝安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担心离婚导致银行抽贷，没敢让外人知道我们离婚了。”刘雪时介绍，倪福林创业后，她带着3个孩子继续在益阳生活，维系地方关系。离婚后，倪福林每年春节回益阳，仍与刘以夫妻名义出席各类应酬活动。

刘雪时回忆，离婚后，表面虽一切如常，但她独自在家经常以泪洗面，还得瞒着孩子们。

创业初期并非一帆风顺。在经历了1990年代初国家宏观调控大幅收紧新开工项目和新增贷款之后，倪福林迎来转机。1996年，倪福林的公司开工建设了第一个项目“福中福商业城”——这块当年没人看得上的荒地，如今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核心位置，紧挨着当地房价制高点前海新区。

粤语中“湘深”跟“伤心”同音，在广东朋友建议下，倪福林将公司更名为福中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福中福），用更具个人色彩的名字替换了地域名，此后，倪福林开发的每一个项目中大多都带有“福”字。

随后的1998年，福中福完成了改制，从一家国有企业转型为倪福林的家族企业。参与改制过程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倪福林负责验资和注册，刘雪时则负责在益阳协调改制相关的手续。

福中福接连开发了多个地块，财富在迅速聚拢，时至今日，倪福林的相关企业在深圳、长沙、益阳等地均有地产项目，据一名公司高管估算，其中早年拿下的两个深圳地块成为其此后十余年的财富源泉——幸福海岸和幸福港湾两个项目的售楼款总计超过八十亿元，还剩余超过三十亿的待开发货值。

在深圳淘金后，倪福林迅速将财富向家乡转移，并持有大量现金。上述公司高层笑言，倪福林应该是中国负债率最低的房地产商，正在开发的长沙项目都不用贷款。

身陷行贿案

初到深圳，倪福林就极重视家乡湖南的政商关系网络，在诸多公开信息中，可见他在其间的长袖善舞。他先后担任了宝安区商会副会长、湖南省益阳商会副会长、深圳市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湖南省深圳商会会长。在深圳市湖南商会的网站上，至今仍能找到倪福林和时任湖南省领导在2006年新春晚会上的合影。

也是在这一年，倪福林在时任益阳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邀请下，初次回乡投资。“我们一下高速，就有两台警车为我们开道进城。”前述公司高管对当时的排场记忆犹新，“2011年，皇家湖旅游度假区落成时，政府也安排了少年儿童在通往度假区的路两旁跳啦啦操，夹道欢迎倪福林回乡。”

这名富豪已然成为益阳名人，他的项目也牵扯到两地政府的工作。

2010年一则媒体报道显示，2008年10月，福中福位于深圳宝安的楼盘被当地政府下达“销售禁令”，原因是该公司与当地村民就土地权属存在争议。禁售导致福中福6亿元资金无法回笼，直接影响到福中福在益阳的投资项目，拖欠了项目工程款和民工工资。

为此，湖南省和广东省有关部门协调，并组织会商，由深圳市国土部门致函宝安区政府协调解决。这段波折也令倪福林因祸得福，这块10公顷的地皮在经年累月的纠纷中不断升值，至今仍未完全开发。

然而，这一地块也为倪福林带来祸端。据一位接近案件的原检察院办案人员称，为拿下地皮，倪福林涉嫌向地块所在的新安街道办一名官员和翻身村一名村干部贿赂。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倪福林在未收到实际购房款的情况下虚开收据，以此方式涉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2013年，翻身村村民向纪检部门举报此案，听到风声的倪福林立马离开了深圳。同年，深圳市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将其列入网上追逃名单，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安系统人士确认，该追逃信息至今仍未撤销。

上述办案人士透露，倪福林离开深圳后，两名涉嫌受贿的干部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2020年8月12日，南方周末记者向深圳市监察委核实该案情况，截至发稿前尚未收到回复。

逃亡皇家湖

回到位于洞庭湖南岸的益阳之后，倪福林住进皇家湖。

皇家湖原名黄家湖，是南洞庭湖的一个湖汊，坐落在倪福林老家赤江咀村。2006年，倪福林初次回乡投资的项目，即是皇家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和福中福国际城。在公开信息中，前者投资达近十亿元，是以休闲旅游、商务会议为主题的生态旅游景区，被评为国家AAA景区。

据前述公司高管称，倪福林给设计师提出了构想，“按照故宫的规制，采取明清皇家园林的设计风格”，为此将黄家湖更名为皇家湖，赤江咀村也更名为皇家湖村。

刚回益阳时，深圳警方曾两次到当地搜捕，但均无果而终。

“倪福林大多数时候躲在一些民房里，有时乘船躲到湖上去，还去邻县沅江的芦苇荡里躲了几天。”上述知情人士介绍，没有当地的配合，深圳警察不可能在南洞庭的湖山之间找到倪福林。

2018年，倪福林还在长沙某医院遭遇了一次“险情”。据一位在场人士回忆，倪福林看病挂号时使用了自己的身份证，立即触发报警。情急之下，倪福林疏通关系火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当警方赶到时，看到的已是插满管子的倪福林，抓捕再度中止，原因不得而知。

在外界看来，倪福林在当地有庞大的关系网。

回到益阳后，倪福林与同村的远房亲戚倪志仁日益熟络。倪志仁原是益阳市资阳区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据知情人士透露，从公安局退休前，他就在益阳福中福国际城物业管理公司任经理，退休后转任顾问。

多名与倪志仁存在民事纠纷的人士指控其开设赌场，其中一个赌场就位于皇家湖度假区的别墅里。

裁判文书网显示，倪志仁涉及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标的额逾千万。宋应飞是其中一名参赌人员。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欠下赌债后，倪志仁要求我打下欠条，并通过向他借钱偿还赌债。”

宋应飞向南方周末记者出具的报警记录及警方回函显示，益阳市公安局自2015年起对倪志仁涉嫌开设赌场的情况开始侦查，2016年的一份回函载明：“根据现在调查的情况，倪志仁涉嫌赌博罪的证据不足，达不到立案标准。”

2020年8月12日，倪志仁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退休前曾在福中福兼职，但并不知道倪福林是网上追逃人员，“宋应飞举报我开设赌场的事情，警方查了很多年，我都没问题。”

8月12日晚间，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倪福林核实相关案情，对方在了解记者身份后坚称自己不是倪福林，但记者从多个接近倪福林的权威信源证实，该号码是倪福林的专用号码。此外，益阳市公安局也拒绝就倪福林网逃案和倪志仁涉赌案作出回应。

事实上，倪福林在短暂蛰伏后就开始出席公开活动。2015年底，倪福林捐建的福林塔落成，他同地方官员一同出席了开放仪式。

这座11层高的仿宋宝塔坐落在益阳市中心的会龙山上，是当地的显著地标。按照倪福林与市政府的捐建协议，塔身二层陈列着倪福林生平事迹的浮雕和壁画“。倪老板信佛，相信把自己放入佛塔内能够富贵轮回。”上述接近倪福林的人士表示。

众多非婚子女

在皇家湖度假区的大门两侧，右侧上书“为人民服务”，左侧则是“天下为公”，两侧宫墙蔓延，将福林庄园建筑群围在其中。

皇家湖度假区的主体便是福林庄园，倪福林居住在最高的福林楼里。据前述公司高管介绍，涉嫌与倪福林有染的女性和非婚子女居住在西侧的5栋别墅中，每逢倪福林召见时，才去福林楼会面，日常互不打扰，有厨房将各家的饮食单独送到房内。南方周末记者向其中一名女性证实了这一居住信息。

前述公司高管称，当孩子长大到需要上学时，其母亲就会带着孩子搬出福林庄园，在益阳或长沙市区购置房产，每逢节庆或倪福林召见，才会入园小住团聚几日，园内别墅会一直保留着他们的房间。过去两年间，倪福林就添了3个儿子，早些年间，倪福林的生育速度大约每两年一胎。

在刘雪时提供的一份花名册中，涉嫌与倪福林有染的女子有10名，共育有11名非婚子女。其中，部分女子和孩子附有身份证号码和家庭（或老家）住址，所有孩子姓名中间均为“世”字，有3名注明是中国香港籍。在这些女性中，年纪最小的出生于2000年，分娩时年龄最小的仅19岁。

南方周末记者还获得了10张与之相对应的照片，均为倪福林与单个小家庭的合影。

此外，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发现，上述女性大多存在与倪福林相关的公司股东名单当中，其成为股东的时间大多与生育时间相近。

在因公司股权而关系闹僵之前，刘雪时在电话中劝说倪福林不要再生了，“他说现在不是他想生，是周围的女孩子们逼着他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旦为倪福林生下孩子，孩子母亲就可以得到数额不菲的现金奖励、住房以及用于收租的门面。倪福林早期是通过招聘文秘来物色情妇，而后外界知道他的癖好后，就有人专门为其挑选情妇，甚至出现了情妇间相互介绍的情况。”上述知情人士表示，这些女性会和家人一起搬入福林庄园，倪福林会称其父母为“岳父”“岳母”，但不少父母年纪都比他小得多。倪福林拥有众多非婚子女的消息在益阳并非秘闻。

湖南红网“百姓呼声”栏目的回复记录显示：2014年，就有网友发帖举报倪福林非婚生育问题，益阳市人口计生委还进行了回复，但目前上述帖子已被删除。

2018年底，大儿子（倪与刘雪时所生）在与倪福林分家博弈时，也曾向益阳市卫计委举报倪福林非婚生子女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次举报导致倪福林缴纳了120万社会抚养金。

《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重婚或者与配偶之外的人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上年度总收入的六至八倍征收；每再多生育一个子女的，依次增加三倍征收。”

照此计算，如上述花名册非婚子女数量属实，倪福林8个在内地出生的非婚子女至少需征收132倍于家庭年收入的社会抚养金。

2020年7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以举报者身份联系益阳市卫健委，该委负责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此事，也拒绝接收举报材料。

实际上，大儿子通过前述举报成功分得家产后，不少与倪福林有纠纷的人纷起效仿。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一位名为“殷小聪”的商人，他从2018年底开始发帖举报倪福林在税务、追逃、行贿、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问题，大部分益阳人也是通过这次举报，一窥富豪的隐秘生活。

奇怪的是，2019年4月，“殷小聪”却在天涯论坛发表申明，表示举报并非自己所为。

一位与倪福林多名涉嫌有染女性有过交往的人士介绍，倪福林有多种办法规避计划生育，例如，其早期的情妇是通过与第三人登记结婚的方式，为非婚生子女取得合法户籍，还有一些是到香港生育，直接为孩子申请香港居民权。

8月12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6位涉嫌与倪福林生子的女性，希望核实其与倪福林的关系，其中4位拒绝了采访请求，一位朱姓女子表示和倪福林仅是朋友关系，另一位周姓女子则在电话中承认与倪福林育有一子，并表示是经熟人介绍认识。“我们都没有正式婚姻，相互自愿，没违反任何法律。”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社会抚养费我们也足额缴纳，具体数额我不能告诉你。”

家产争夺战

刘雪时和倪福林的家庭在2019年陷入一场家产争夺战之中。

这场战争，在2001年的一次股权过户便埋下伏笔。

1998年福中福改制后，倪福林、刘雪时和三个子女均成为该公司股东，大女儿占股28.6%，其余四人各持股17.85%。

至2001年底，福中福接连拓展了多个地块。倪福林召开家庭会议，提出由他集中持股。“当时他在外面谈买地和贷款，他的小股东身份常令谈判对方不信任，所以提出将我和子女名下股份写到他名下，让他做名义上的大股东。”刘雪时说。

2001年12月25日，刘雪时与倪福林签定协议，按照注册资本金500万元将其名下17.85%的股份过户给倪福林。同时，三个子女也与倪福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三人各自仅保留5%的股份，其余股份均过户给倪福林。

签署协议时，倪福林是公司董事长，大儿子已担任福中福总经理，大女儿担任财务总监，在刘雪时看来，公司牢牢控制在自家人手中。

随着两个女儿相继完婚，因为担心女儿婚姻对股权结构造成影响，2007年，两个女儿分别从公司拿到三四千万元现金后全部退股。2019年初，倪福林与大儿子达成分家协议，大儿子从公司退股。福中福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均由大儿子变更为朱叶群，倪福林至此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

分家后，倪福林给刘雪时打了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

“他说已经把我的那一份分给了大儿子，以后就由大儿子来养我，让我不要再跟他要股份了。”刘雪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事先对分家方案毫不知情，当即表示反对。

2019年7月，刘雪时再次要求倪福林归还2001年过户的股权。沟通无果后，刘雪时于2019年9月底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2001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要求倪福林返还股权。

据知情人士透露，起诉后，倪福林向刘雪时口头提出3亿元的和解方案，但刘雪时没有同意。目前福中福净资产逾百亿，17.85%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至少二十亿元。

2020年6月10日，这场股权争夺官司开庭审理。刘雪时的代理律师认为，2001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股份转让，作为虚假意思表示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

刘雪时提供的公司审计财务报表等证据显示，2001年福中福净资产为2.3亿元，17.85%股权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已超过4000万元，据此刘雪时提出她不可能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股权给倪福林。

倪福林则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并称其已支付完500万股权转让款，证据是刘雪时从福中福公司购买的商铺和住宅未付款，是由倪福林用股权转让款代为支付的。

刘雪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商铺和住宅均属于公司股东的福利，所有股东都参与了分配，与股权转让毫无关系。

2020年6月19日，宝安法院一审认定刘雪时和倪福林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认为此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驳回了刘雪时的全部诉讼请求7月2日，判决书寄达双方手中。

早前6月25日端午节，刘雪时尚在深圳家中焦急等待判决结果寄达，千里之外的福林庄园里则举行了一场家宴，在一名当时在场的人士看来，这是倪福林与10个非婚家庭之间的庄园团聚。

这名在场人士介绍，在这场家宴中，倪福林特地安排了照相环节，先跟10个非婚子女挨个合影，然后再拍大合照，光照相就花了半个钟头。“对原图不满意时，倪福林会要求修图师用好看的照片置换掉。”

相片上，年过七旬的倪福林精神抖擞，身着淡蓝色衬衣，腰系名牌皮带，头发梳得浓密而整齐。合影的孩子中最大的已经15周岁，比倪福林还高，最小的还抱在怀里，不足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