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陪酒给弟弟挣生活费 母亲认为有钱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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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将洛洛的微博言论，乃至溺亡，都指向父母多年的冷漠与压榨。并没有证据支持她的去世与工作相关，但父母反复向公司索要赔偿，并表示这笔钱是准备为儿子买房攒首付的费用。网友们很快就联想到了电视剧《欢乐颂》中的“樊胜美”。

舆情持续发酵，不少女孩留言，自己的经历与洛洛类似。杨霖是其中一个，我们至少检索到了二十多位相关的女孩，她们有着类似的家庭结构：父母偏爱儿子；从出生开始，自己就必须谦让，甚至要供养兄弟；在进入社会到结婚的这段时间里，她们会被父母极力索取财物；跟她同龄的春桃，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大学期间就在供弟弟的生活费，她曾一天有五份兼职，到了大三，终于走投无路，走进陪酒场挣钱。

这类故事在中国闭塞的地域相当普遍，重男轻女的观念仍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樊胜美”们试图剥离伤害，她们离开家，在遥远的城市生活，但来自家庭的力量却像幽灵缠身，难以摆脱。“总不能逼姐姐去坐台吧？”

这天，深圳天气阴沉。杨霖在自己刚装修好的甜品店里，准备烘培早餐，朋友发来的链接打断了这个计划，在那段视频里，洛洛的母亲，全妆出镜，为了向老板索取赔偿，从椅子上跳起来，指着对方吼叫。

这双眼睛，和妈妈的太像了。杨霖想起妈妈瞪住人的样子，像锤子一下一下地砸她的心。

杨霖在十年前被确诊中度抑郁，常常哭。这次，她不再管早餐的事儿，打开豆瓣，输入了“现实版樊胜美”的标题，一口气写下三千字，往事历历在目，她边哭边写，许多地方都漏掉了标点，这些字句中“打”与“骂”是高频出现的词，她说这是她一直想跟家里说的话。

2009年，杨霖高考失利，母亲摆出两个选择，嫁人或者打工。第二天，杨霖便收拾行李，离开江西萍乡，一个人去深圳找工作。她在1500元的月薪里要向母亲交出1400元，留100元坐车吃饭。

2019年，在家族聚餐上，杨霖母亲被姑婆们围坐在中间，她边炫耀自己那件昂贵的新衣，边用一种傲慢的语气传授：贵怎么啦，一定要在女儿出嫁前，尽可能地花她的钱，以后嫁了人，就花不到了。

那一瞬间，杨霖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嫌弃的二女儿，对家庭的全部功用在于挣钱。因为洛洛的新闻，引出了更多相似命运的人。一个叫“虫儿”的女孩写道，从读书时的生活费，到工作后的工资，大部分给了哥哥结婚、买房，父亲拿走她结婚的彩礼钱，到离婚时，她自己补齐了彩礼退还男方，还孤立无援地背着房贷，因此误入赌博，输了十几万。还有一个刚毕业六个月的女孩说，“没有把钱拿回家竟然有一种负罪感。”

“我爸妈找我就三件事：借钱；遇到了麻烦；催婚。”春桃谈起这些，语气平静。她今年31岁，出生在福建西北部的山区县城，她和杨霖有着相同的家庭结构，有姐妹，还有弟弟，都是父母不满于两个女儿，又生了一个男孩。

她读大三时，父母投资的项目暴雷，欠下五十万。母亲给春桃打电话，以后弟弟的生活费你也负责，每两个月转800元，语气斩钉截铁。自己还是学生，春桃只好开始四处兼职。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做5份小工，卖过奶茶，当过饭店服务员，她挣过11元的时薪，那是待遇最好的时候。有次，她看招聘软件上在招“礼仪小姐”，也去问了问。从对方的说法里，她听出来，是陪客户吃饭喝酒的意思。陪一顿就能挣500元，她不再犹豫。第一次，她走进一场中年男人的饭局里，她跟4个女大学生一起，被安排穿插坐在他们中间，春桃没有可以打扮的衣服，一副学生样子，客户还算斯文，只是女孩们都插不上话，气氛显得尴尬，春桃只管低头吃饭。这一个小时过去了，报酬等于做50个小时服务员。

两个多月后，她跟着老板去了一家豪华的KTV。女孩一字排开，客户挨个挑选她们。男人贴在春桃旁边的女孩身上，甚至有更为过分的行为。春桃没想过离开，陪着客人喝酒到凌晨。她3点回到宿舍睡觉，5点接着起床做服务员，9点再坐回教室里上课。到毕业时，她每月能拿出一千元供给弟弟生活，还存下四万五千元。春桃曾隐晦地跟家里透露过这些，弟弟反问了母亲，总不能逼姐姐去坐台吧？母亲却说，那又怎么样呢？有钱就够了。

弟弟不能有事

回想与弟弟相处的过往，春桃脑子里几乎全是爱护他的记忆。父母是个体户，忙于生意，在家里的时间很少，春桃就是弟弟的第二个母亲。幼年骑车，她载着弟弟，险些出车祸。春桃的第一反应是：“弟弟千万不能有事，不然会被骂死。”她骤然刹车，把弟弟从翘起的后座上甩了出去，自己撞上路障。弟弟擦破了点皮，她进医院缝了13针。

少女时期的春桃，几乎没什么存在感。母亲对弟弟的偏爱，导致春桃从小和母亲的关系紧张，“说话吵不过三句，一定爆炸。”每次春桃和弟弟吵架，爷爷奶奶也不管对错，一定骂春桃。高一下学期，她开始有意暴饮暴食，吃了再吐，结果患上胃病，她希望父母看出她的异常，关心她的病痛。

高中毕业后，春桃当了两年女兵，退伍时刚满二十岁。她想重新高考，但母亲已经给她安排好一场相亲，在所有条件里，最明晰的标准是礼金至少要三五十万。

相亲没成，春桃才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一下学期，她告诉家人，自己想备考金融学研究生。父母明确告诉她：没钱供，女孩子家，早点出来赚钱也好。这一刻她知道，家里给不了自己任何帮助。她只能自己打零工；申请国家助学金；养成记账的习惯。账本已经找不到了，但她可以清晰地记得，有一个月，她只花了138块的伙食费，相当于每顿饭只花了一块五，那是一只茶叶蛋的价格。这里面也有一个窍门，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她会反复地用勺去舀免费的汤底，用力要轻，那样可以捞出配料，这时候也顾不上其他同学的眼光。

找兼职的女生。春桃从未思考过自己在家里的位置。她只知道，自己是姐姐，从小要给弟弟做榜样，要独立自强。离家读书后，负担弟弟的开支，借钱给父母周转，甚至家里的生意纠纷，亲戚出轨之类的家事，通通都会来找她。“你是家里学历最高的。”父母这样告诉她。

这样的成长经历像雪球，在这些女孩的意识里越滚越大，笼罩住她们的自我意识。在好几位女孩的讲述里，她们都会反过来生自己的气，气自己是讨好型人格，气自己一直以来都是愚孝。

她们没有办法，似乎她们一旦停止付出，就会被予以道德警告。一个叫“燕子”的女孩回忆，在成长的沿海农村家里，大12岁的哥哥从不用干活，挑水等繁重的家务都由她和姐姐做，干不好就会被威胁辍学。

杨霖在13岁时，就被母亲告诫，你要让家里所有人都过得幸福，这是你的使命。她是家里的二女儿，出生后，家里没有钱给她买奶粉。到了两岁，弟弟出生，她被送到亲戚家寄养。6岁再回来时，杨霖觉得和父母“始终隔着些东西”。

成年后的杨霖留下心理阴影，她总害怕接到家里的电话，逢年过节该给父母发红包的时候，也一定等睡前发，“那样就不用应付接下来的对话了。”她害怕跟父母交流，尤其是脾气暴躁的母亲。

前几个月，那通母亲打来的电话，令杨霖无法释怀。因为创业压力大，她跟弟弟商量，能不能把家里房子抵押贷款。话很快传到了母亲那里，她在电话那头说，“你在外面要做什么，我管不了。但是不要连累家人，你好自为之。”

“一直生，生到是儿子为止”

即便是一个人蜗居在深圳，杨霖也不愿意再回到老家。到深圳的第三年，她就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出来。

深圳给了杨霖新的环境。在萍乡，家里没有儿子，会遭到乡邻们的轻视。婚丧嫁娶，只有儿子才有资格操持。诸如祭祀这样的重要仪式，女性往往只能守住灵堂，核心的流程，要依靠家族中的男性来完成。如果家里没有儿子，老人们多数被潦草地埋进土里。

杨霖的远房亲戚，即便生了7个女儿，也不罢休，“一直生，生到是儿子为止。” 从小，姐姐就告诫杨霖：“如果弟弟早出生的话，你都不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杨霖不得不温顺，小心翼翼。她清楚，女孩们的彩礼是一种直观的回馈，这里有明码标价的行情——读过初中的给十万，上过大学的二十万，学历更高的则能给到三五十万。

杨霖的母亲，是一个微胖，圆脸，目光精明的农村主妇，她在家里说一不二。这里经济落后，男人们外出打工，婚后的事多数就让女人决定了，母亲就是不断给杨霖发布命令的人。

其实，春桃的弟弟很少主动跟姐姐要钱，杨霖的弟弟性格也是不争不抢。后来杨霖想明白了，弟弟不需要操心什么。那些甘于奉献的父母，积极地为儿子们买房置业，那是他们的香火，这是他们毕生的任务。

杨霖的弟弟在读中专的时候，父母已经在县城给弟弟买好了婚房。去年10月，周末的晚上11点，春桃的父亲忽然跟春桃借钱，说要给弟弟买房。那段时间，春桃刚创业失败，只剩三万存款。父亲说，你有多少给多少。两天后，春桃转账过去两万多。

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成为她们自我解释的一部分。“我爸不管事儿，只能我妈顶上去吧，她也不容易。”有女孩在长大后，试图这样理解母亲。但经历的这一切，又难以让她们自洽。就像一个女孩讲起自己在北京做了一个手术，家里没人知道，而她工作九年，给家里打的钱起码二十万，还要替弟弟还网贷。父亲则用一种玩笑的语气说，我不指望你，家里大事，还是找你弟。

结婚，很难

春桃和杨霖今年都31岁了，她们独自租房生活在发达城市里。在春桃老家，女孩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4岁，而杨霖的村子里，有的初中毕业就直接办了酒席，可以不用领证。但她们对未来的家庭生活却充满恐惧。母亲对杨霖最为满意的时刻是她带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回家。男孩是深圳人，在弟弟结婚上，他掏出了五万元的礼金，还包下了所有烟酒的费用，这在村里是头一份，不但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还赚足了面子。母亲一改过往对杨霖的苛待，专门给他俩买了新床单。

但三年前，杨霖和相处5年的男友分手。杨霖的姐姐遭遇“杀猪盘”，欠的钱还不上，开煤气自杀了，死的地方就在她们姐妹住的房子里，这也是杨霖的婚房，男友家因为这事，不再容忍，把杨霖赶了出来。

当父母把精力都放在儿子身上，关爱无法惠及女儿，姐妹之间只能彼此转移压力。杨霖在姐姐过世前，替她还了30万元的债务，即便如此，在姐姐过世后，母亲还是怨杨霖，没有尽到当妹妹的责任去看好她。

得知杨霖与男友分手后，母亲谎称自己生病，将杨霖骗回了家。她没收了杨霖的银行卡，要立刻给杨霖安排相亲。母亲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一个女儿，剩下的这一个最好能待在身边。

往后几年，杨霖一直单身，当有男性靠近，杨霖最先考虑的，是家庭结构是否单纯，是否有家族精神病史。然后是，他的精神力量是否强大，足够托住自己不稳定的抑郁情绪。

抑郁的状态蔓延在女孩生活里。去年国庆，杨霖回江西老家待了四天，她觉得自己像个异类，领着娃的同龄女士，隔壁的姑婆大妈，无一不提醒她，你该嫁人了。但这对她来说，“很难，真的很难。”结婚，生子，她都不敢排在计划内，那意味着不确定性与责任，她顾虑重重。随着年龄的提高，父母在她彩礼上的期望也逐步放低，“彩礼最开始要五十万，后来变成三十万，现在，最少十五万。”

春桃的父母则给她的另一半设定了严格的物质门槛，就算低，也绝不能低于邻居的十二万。

除了这些条件，男孩和家庭成员的工作稳定安逸也很重要，母亲按照这样的要求帮春桃筛选出二十多个相亲对象。全部相完，春桃对坐在对面男性的感知力逐渐麻木，反正先是要满足母亲的要求。

这些影响持续不断地投射在女孩们的性格上。春桃喜欢钱，那些具体的数字可以给她安全感。所以她会记得艰难岁月里的每一笔收入，一个月生活费，某一次的时薪，还有陪酒挣到的钱。她们的目标感清晰，因为抓住那些是可以解决眼前的麻烦，可以回应父母的需求。她的身体里像按了一把刻度尺，一个力在推她一直去够。春桃排斥收益平平的工作，她愿意投机，想抓住发财的机会。毕业后，她一头扎进销售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前两年她也去搞投资，结果赔了。

在豆瓣上写完心里话，一顿大哭之后，杨霖出门去买了两条裙子，做了美容，还请朋友到家里吃饭。回来的时候，她给自己买了两束花，是一种温暖的橘红色。在她的甜品店里，有一个开放式阳台，她喜欢早晨浇花，也喜欢在夜晚闭店后，坐在阳台点一支烟，听听摇滚乐。杨霖想，该为自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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